《西游记》与淮安地方掌故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乡淮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地处淮河南岸,大运河中段,历来为军事重镇和南北交通枢纽。到了吴承恩生活的明代,淮安成了漕运咽喉,为江北一带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当时,儒家的学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道教、佛教的影响也相当深。淮安城内庵观寺庙很多,有的供佛,有的奉道,有的祀水神,有的祀灵怪,名目繁多。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佛道大兴,修建了大批的庙宇。据说单城内从都土地祠到东岳庙一条街上,就有十多个寺庙。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即是一位好古的老人,他“遇好风日,即徐徐负手去,遍历近郊古寺中,或大林下,俯仰徘徊焉”(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他的独生爱子吴承恩小时候,大概常常就是他的伴行者,或者还能经常听到吴老先生的即兴指点。吴承恩就生长在这个环境之中。他经过耳濡目染,旁求曲致,获得了大量的佛道故事,逐步领悟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为他后来创作《西游记》打下了思想基础。吴承恩在《西游记》里写了很多的庵、观、寺、庙,无一不是以现实的寺庙作为基础的。

先以道教的庵观为例,吴承恩家西边不远,河下的茶巷有一座天兴观。据《梓里待征录》记载,该建于唐贞观年间,梁栋均系楠木。后殿祀三官,丈六金身,手执碧玉圭。中悬温石琉璃灯,有丈余长,为明嘉靖年间置。中殿祀雷神,前殿祀真武,前门祀灵官。此观基址古称七泉山,相传地下面有七口井。这便是他描写道观时可以直接临摹的地方。

城内西部太清观街,就是因为这条街上有一座太清观而得名的。太清观原系唐代的白鹤观,宋大中祥符年间改名天庆观,元朝改名玄妙观。明朝管理一府道教事务的道纪司就设在这里。经过多次增修以后,当时观内有东西廊庑,绘以群仙、诸星、天地、水府之象,“金碧炳耀,钟鼓铿鍧,为具瞻于一郡”。(张益:《玄妙观记》,载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这些壁画为吴承恩描绘天上诸仙、水府龙宫增添了不少感性知识。

紫霄宫在东门内,“故老相传,宫创于晋,盛于唐,迄元季中微”。正统后复修,“二殿两庑三门,道房庖湢,院四周缭以垣墙,次第完美更新,饰三清元帝圣像。“院内后有高阜,大殿筑其上,名曰咬金墩。院中有皂荚树一株,“大数十围,系数百年物”。(金銑:《重修紫霄宫记》,载《山阳艺文志》卷二))很有点像《西游记》中“五庄观”的样子。院中有一口井,用长物探井底,有声铿然类铜,故曰铜井。

勺湖北岸还有一座老君殿,原是唐代全真庵遗址,龙兴寺僧又说是寺里的土地。元代河下天兴观化主邓首素索要过。明洪武五年,道士袁道亨、陆子扬又要。后来龙兴寺和尚争不过,便说:“同是王土,建庙奉神,同是善证。”即让与道家建成老君殿。正统八年,道士李洞然又重修过。(杨大伸:《淮安龙兴禅寺志》卷一,另见正德《淮安府志》卷十)道释两家争执互不相让,在《西游记》中是经常反映出来的。老君殿供奉的是道教始祖老子。当年高炉炼丹,香烟飘渺,这大概就是淮安的“兜率宫”了罢。

此外还有雷神殿、东岳庙、二郎 庙等等。

明代佛教在淮安的影响也很深,释家的庙宇也是密布城内外的。比较有名气的有龙兴禅寺、开元寺、湖心寺、景慧禅寺、观音台山寺、地藏寺、通源寺等。开元寺在城内西南隅万柳池南,唐开元五年赐以“开元寺”额。宋末兵废,元代重建。明洪武二十四年,与胜因禅院、广福寺、慈氏院并为丛林。当时管理淮安一府佛教方面事务的僧纲司就设在这里。《西游记》第十一回,唐太宗赐唐僧以“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按,僧纲是一种僧官,起源于东晋,当时叫僧正。唐开成中设左右街僧录,明代为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但是明代僧纲司与就城的僧录司并不隶属。《西游记》中多用明代官制,如锦衣卫、司礼监、大学士等,唐僧受封的“左僧纲”、“右僧纲”、“都僧纲”,也都是明代的官制。但这不是中央一级的官,在中央僧录司里并无“僧纲”的职称,只称“正印”、“副印”。“僧纲”是府一级的僧官机关,内设都纲、副都纲,设官不给禄。吴承恩给唐僧加的这一头衔,当是小时候耳闻目睹府城丛林这一套,随意作的游戏之笔。

淮安的庵观寺庙中,要数新西门内龙兴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广。该寺建于西晋年间(淮安筑城之先)。泰始二年(266),有个西域高僧竺昙摩罗刹,晋言竺法护,又名敦煌菩萨,南游江左译经。其时淮阴人庾希募里中夏宽的畦地四百余亩,筑坛起刹供敦煌菩萨译经,落成时间为永嘉二年(308)。梁义净撰《高僧传》有竺法护传,说他自西域而来,先后游历敦煌、长安、洛阳等地,沿途译出《光赞般若经》、《贤劫经》、《正法华经》、《大哀经》等共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零九卷,大部分属大乘经典。其中《正法华经》就是在淮安译出的,因此庾希所建古刹初名便叫“正法华院”。据《淮安龙兴禅寺志》载,帮助竺法护译经的助手聂承远、卫仕度都是淮安本地和尚。梁《高僧传》亦有他们的传。东晋时这所古刹更名为《法华禅院》。后来因为香火日盛,僧众渐多,便逐渐分出寿昌寺、天王寺、观音院、定善院、上生院等九个寺院,称为本寺的分派。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命令天下,于晋以来各交兵处建立庙宇,超度阵亡将士。法华禅院的住持谷隐奉诏修缮禅院,并得到赐田一千亩。这段历史被吴承恩敷衍为唐太宗游地府,枉死城中遇冤鬼,还魂后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陆大会’”,并引出唐僧取经的故事。

 

 

淮安龙兴寺历史悠久,有关的神话文字记载以及灵异故事很多,它给吴承恩《西游记》的影响,应当是很深的。

《西游记》第一百回,唐僧师徒四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经事毕,复还灵山。如来加升唐僧大职正果,为旃檀功德佛,加升孙悟空大职正果为斗战胜佛,加升猪八戒为净坛使者,沙僧为金身罗汉,白马为八部天龙马,俱成正果。然而,这几个称号佛经中是没有的,多系吴承恩的杜撰。但是,这几个不见经传的称号却相当得体:孙悟空是个猴精,好斗,一往无前,每战必胜,以“斗战胜佛”称之甚当;猪八戒为“净坛使者”,如来自有解释,因其“口壮身慵,食肠宽大”,给他这个“有受用的品级”,(吴承恩:《西游记》第100回)虽有揶揄意味,亦固宜也;至于唐僧为什么要叫“旃檀功德佛”,清人汪憺漪曾有笺评,他说:“唐僧为金蝉转生,志洁行芳,取经一事,功德宏远,故得称‘旃檀功德’”。(《新镌出像古本西游证道书》第100回)这里对“功德”二字的解释,合乎情理,“旃檀”二字则不太妥当。“旃檀”是一种木类,又名檀香,具有浓郁香气。因此,汪便认为吴承恩取这名称意在概括唐僧的“志洁行芳”。这种解释不尽合理。整部《西游记》中,作者对唐僧其人,并无什么歌颂的意思,所以“旃檀”二字当有别指。其实旃檀佛原来是如来的偶像,其事与淮安地方历史有密切关系。其中有一个为淮人所熟悉的故事: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拘睒弥国优填王欲见无从,乃用旃檀木仿释迦的形容造一偶像,谓之旃檀佛。这个偶像后来流入中国,在淮安龙兴寺尊圣塔(即今之文通塔)中供养了三百一十七年。后来又离开淮安,流传于各代的都城。元朝皇帝为了搞清楚旃檀佛像的来历,以辅“政教之不逮者”,特组织集贤大学士李衎(kan)等人,“繙究毗尼经典,讨论瑞像源流”。(程钜夫:《旃檀佛像记》)延祐三年(1316),翰林学士程钜夫奉皇帝旨意,根据这次讨论研究的结果,撰写了一篇《旃檀佛像记》。此记后来收入了他的《雪楼集》卷九中。《雪楼集》于明初正式刊刻行世。明末清初人孙承泽,在他的《天府广记》中,对此事记载亦颇详细,摘录如下:

 

元学士程钜夫云:释迦如来初为太子,诞七日,母摩耶弃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为母说法。优填国王欲见无从,乃刻旃檀为像。目犍连尊者以神力摄三十二工匠升忉利天,谛观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间,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腾步空中,向佛稽首。为佛摩顶受记曰:“我灭度千年之后,汝从震旦广利人天”。像由是飞历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龟兹六十八年,凉州一十四年,长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复至江南二十一年,北宋汴京一百十七年,北至燕京居圣安寺一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储庆寺二十年,南还燕京内殿五十四年。丁丑三月,燕京火,迎还圣安寺五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迁于万安寺一百四十余年。蜀僧绍乾《续记》云:复居庆寿寺一百二十余年。嘉靖戊戌庆寿寺灾,奉迎于鹫峰寺。……其说荒唐不足信,然佛之体制衣纹,踽踽欲动,非近代人所能办。

 

据《宸垣识略》卷四记载,清康熙五年,于明清馥殿旧址建弘仁殿,旃檀佛像即被迎奉于内。寺内有清圣祖的《旃檀佛西来历代传祀记》御制石碑及乾隆的御书碑。弘仁殿因此被称为旃檀寺。清代乾隆年间,淮安人阮葵生在他的《茶余客话》卷二十二中,亦有一则文字专门谈旃檀佛像的事。他说:

 

旃檀佛像在淮安最久。唐太宗贞观以后,自江左至淮,宋太祖乾德间复往江南,盖终唐之世皆在淮矣。……(以下文字记载佛像来由及转迁,与前引文同)淮安城西北隅龙兴寺建成于晋大兴二年,而盛于唐。西南有浮屠名敦煌塔,一云“尊圣”,盖即奉供像之地。

 

这里所说的“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佛经中多有之。旃檀佛像得释迦摩顶受偈,飞历西土,进入中国,很有点唐僧的样子。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把唐僧写成是如来的二弟子金蝉子,因不听说法,故贬其真灵转生东土,固然是受了多方面的影响而写成的,但与旃檀佛像西来,后来又离开淮安的事情的关系,却是再明显不过。唐僧是唐代的事情,而旃檀佛像终唐之世在淮。这对博览群书,喜欢“旁求曲致”奇闻的吴承恩来说,极易产生影响,并把它吸收入书,故在唐僧成正果以后,给他一个“旃檀功德佛”的称号。

吴承恩对于旃檀佛像的故事是非常熟悉的。如来为母说法的忉利天,是佛教欲界的第二天,它与四天王天、须焰摩天(又称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并称为六天。忉利天又译为三十三天,极高,在须弥山之顶。四方各有八大城,当中有一大城为帝释所居。释迦升忉利天说法时,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及诸大菩萨皆来集会,一切天帝天人龙神鬼王等,均至瞻礼。《西游记》中几次写到如来说法的场面,无不从这里得到启发。

 

 

淮安龙兴寺的灵异故事见于书籍记载的很多。唐代小说《集异记》中有一则神仙震雷游戏的故事,今见于《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四,题作《徐智通》。全文如下:

 

 唐徐智通,楚州医士也。夏夜乘月于柳堤闲步。忽有二客,笑语于河桥,不虞智通之在阴翳也,相谓曰明晨何以为乐。一曰:“无如南海赤岩山弄珠耳。”答曰:“赤岩主人嗜酒,留客必醉。仆来日未后,有事于西海,去恐复为萦滞也,不如只于此郡龙兴寺前与子较技耳。”曰:“君将何戏?”曰:“寺前古槐仅百株,我霆震一声,剖为纤茎,长短粗细悉如食箸。君何以为敌?”答曰:“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我霆震一声,尽散其发,每缕仍为七结。”二人因大笑,约诺而去。智通异之,即告友六七人。迟明,先俟之。是时晴朗,巳午间,忽有二云,大如车轮,凝于寺上。须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两声,人畜顿踣。及开霁,寺前槐林劈分散,布之于地,皆如算子,大小洪纤无不相肖。而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发悉解散,每缕皆为七结。

 

《太平广记》把这则故事归入“雷类”。这里所说的“二客”,大概就是象《西游记》第四十五回中讲的,车迟国中掌握“五雷法”的道士、神魔一类人物,或者就是雷神。吴承恩很熟悉唐人小说,对这样一个以自己家乡为背景的故事更当熟读于心的。他在小说《西游记》中多次写到雷神的活动:先是孙悟空被二郎神捉住以后,曾被雷部神用雷屑钉打,以后是泾河龙王带着雷神等行雨犯天条,车迟国、金山、凤仙郡孙悟空又曾请过雷公帮过忙。他在凤仙郡劝善施霖,他直到九天应元府借点雷神,雷部的邓、辛、张、陶就立即去行雷助雨。事后,凤仙郡盖起雷神、龙神等庙以答神功。

提起雷神庙,淮安也有它的影子。前面我们曾提到,龙兴寺有个下院叫积薪庵,位置在淮安西北城外河壖。元至元年间,龙兴寺僧徒日众,住持雪庵出常住钱三万贯,买安乐庄民周子通的菜园地三十亩,派常住僧鉴清结庵积薪,因以积薪名庵,后派僧得果居之。元末毁于兵。明洪武三年(1370),基地被道家方士李子素所占,并立三教堂于其上。后来,河下天兴观的道士袁道亨又将三教堂升为雷神殿。尽管明代有些帝王崇奉道教,特别是嘉靖皇帝信道弥笃,曾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过“佑国康民雷殿”,但是天下各地仍以祭祀龙王、火神的庙宇为多。除了雷州半岛例外,雷神祗多是与“风、雨、云”合为四部一坛供奉,专门祭祀雷神的庙宇并不多见。淮安建雷神殿,是因为“每每夏月有雷出于地中,人惊异之,故构宇以祀雷神”。全庙有三座大殿,前祀天尊,中祀三清,后殿于雷部神将中独祀陶、许二神。

淮安雷神殿中,本来“有陶许二神像,已塑于天尊之旁”,后来因为陶、许二神不但能行雷助雨,而且还能兼营“医业”,“屡显异以医人之危疾,获痊者众,不敢忘报本也,乃于二殿之后构殿三楹,以专祀陶、许之神。”(杨伯柯:《重修雷神殿记》,见《山阳艺文志》卷二)这与雷神于凤仙郡有德,凤仙郡为之构雷神庙的情况十分相似。淮安祭祀雷神的庙不叫雷神庙,而叫雷神殿,为什么呢?金铣《重修雷神殿记》中说:“凡黄冠奉神之所皆曰庙,兹不曰庙而曰殿,尊严之也。”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虽然仍称凤仙郡为雷神所建的庙为雷神庙,但是,他以淮安雷神殿为模型是非常明显的。《西游记》中曾提到的雷神,有邓化、张蕃、陶、辛等几位,当即淮安雷神殿中的陶、许一流人物。又《西游记》写“九天应元天尊”形象一般化,写到雷部神将,却极为生动,而最后在凤仙郡上空现出“真身”的也是雷将,可见雷部神将在他头脑中的印象,比起天尊来要深得多。这是因为淮安人于雷神殿中最尊崇陶、许二神的缘故。

 

 

无独有偶,与唐人徐智通目击之事相类的还有一事。故事发生在宋代诗人苏东坡的身上。其故事仍然是以淮安龙兴寺作为背景的,见于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卷四,吴云:

 

宋元祐间,苏东坡在淮,时方初冬,有渔舟泊于龙兴寺东桥侧。更阑夜静,渔人尚未寝,闻桥上两人坐谈。一曰:“尔明日何往?”一曰:“往罗浮,两日便回,回作一戏法与尔看。”渔人心甚疑之,两日后早起往候。时天宇晴霁,至日午,天陡变,雷电交作,烟雾浓霭,晦不见人。时庙前贸易之人,头发蓬起,或男子发结妇人发,或老人发结孩稚发,百货狼籍委地。东坡目击其事,因作《十月六日在楚州记所见》古诗云:

        风高月暗云水黄,淮阴夜发朝山阳。

        山阳晓雾如细雨,炯炯初日寒无光。

        云收雾卷已亭午,有风北来寒欲僵。

        忽惊飞雹穿户牖,迅驶不复容遮防。

        市人颠沛百贾乱,疾雷一声如颓墙。

        使君来呼晚置酒,坐定已复日照廊。

        恍疑所见皆梦寐,百种变怪旋消亡。

        共言蛟龙厌旧穴,鱼鳖随徙空陂塘。

        愚儒无知守章句,论说黑白推何详。

        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饮此觞。

 

前面吴山夫的话与后面苏东坡的诗,似有不一之处,苏诗中只字未及神人对言之事。然苏诗确实是有的,载《东坡集》卷三,题为《十月六日记所见》。据吴山夫讲,天启《淮安府志》中录有这首诗,然未详记此事,至康熙年间修志时,便连诗也被删除了。乾隆年间吴山夫复将此故事记载下来。由此看来,这个故事流传已经很久了。

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这个故事虽是《徐智通》的翻版,但是增加了风的活动。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多次写风,有的是孙悟空自己弄的,有的是妖魔使的。第三回写孙悟空到傲来国取兵器,就是先弄风,然后混水摸鱼乱中取物的。其中有一段韵文描写那阵狂风:

 

炮云起处荡乾坤,黑雾阴霾大地昏。

江海波翻鱼鳖怕,山林树折虎狼奔。

诸般买卖无商旅,各样生涯不见人。

 殿上君王归内院,阶前文武转衙门。

 千秋宝座都吹倒,五凤高楼幌动根。

 

这一段韵文对风的描述,与东坡的诗极相似,但比东坡的诗更为突出,对鱼鳖之类的描述也颇生动,整个混乱情况更非“市人颠沛百贾乱”一句所及。盖东坡写实,而吴承恩是在弄神的缘故。但是,后者脱胎于前者的痕迹,却是明显可寻的。

 

 

《西游记》第十六回,孙悟空在观音院卖弄宝贝袈裟,观音院的老和尚金池长老见了以后,便想谋夺唐僧的这个宝贝,居然起了谋财害命之心,放火烧唐僧住的房子。孙悟空机灵,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到天上向广目天王借了“避火罩儿”罩住唐僧、白马、行李,护着放袈裟的方丈。以后他不去救火,反而放风,把一个观音禅院几乎烧光了。淮安龙兴寺也有类似的故事。与吴承恩同时代人王兆云,他编了一部民间故事集《湖海搜奇》。在这本书的卷上,有一则名曰“龙兴寺火兆”,现转引如下:

 

淮阴龙兴寺素雄丽。正德六年,湖水溢,民避居于寺中。半月许,污秽殊甚。僧虽苦之而不能禁。月余,一青巾白袍者至,年可三十余。周行廊殿,入室,僧不为礼;坐定,亦不奉茶。乃问曰:“此地有饥民住否?”曰:“有之。”“禅堂有诸?”曰:“惟禅堂无有。”遂告去,僧亦不送。其夕居民皆见郡僧荷担自寺中出,皆向西而行。以为寺中安得有僧如许,且形状怪异可疑。入寺问之,皆云不知。明日雷雨大作,火自后殿起,至山门,俱成煨烬,惟禅堂巍然如鲁灵光。乃知昨青巾者为火部神将,而群僧则罗汉云。

 

观音院的火是人放的,龙兴寺的火是火神弄的,火的起因不相同,但结果却非常相似:由于神力的护佑,方丈、禅堂能在一片火海中独存。很难说吴承恩描述观音院的火,没有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正德年间龙兴寺遭火灾是真实的事情。因为火起的特别,火后只剩下禅堂,显得很奇异,又是产生在这个千年的古刹中,自然会产生各种奇异的传说。正德六年,吴承恩出生不久,正是童年时代,很容易听到这些神话传说。麻城人王兆云《湖海搜奇》中的这则故事,肯定是淮安人传出去的,而后被他搜集到的。吴承恩当然比王兆云更有条件搜集到这个故事,并把它写到《西游记》里去。

 

 

淮安城内西南隅,万柳池南端,唐宋时有一道家的古庙,叫紫极宫。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一记载,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两京及诸州各置元元皇帝庙,京师号元元宫,诸州号紫极宫。”这个紫极宫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建的。宋代中期曾改名“灵慈宫”,明代又改为“天妃宫”。这个紫极宫很名气的,据说有不少灵异故事。叶梦得的《避暑录话》卷下,记载了其中一则:

 

楚州紫极宫有小轩,人未尝至。一日,忽壁间题诗一绝云:“宫门闲一人,独凭栏杆立。终日不逢人,朱顶鹤声急。”相传为吕洞宾也。余尝见之,字半剥去。土人有危疾,刔其黑服,如黍粟,皆愈。

 

《西游记》中只字不提八仙故事,甚至连八仙人物名字都未曾提到过,书中似乎找不到受吕洞宾的什么影响。然而,唐僧取经途中,动辄见到天空飘下一张偈子来,预示着前途的吉凶,倒颇类似出现于紫极宫壁间吕仙题诗。刮紫极宫壁间字迹黑灰治病,而且十分灵验,给《西游记》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西游记》第六十九回,孙悟空在朱紫国给国王治病,用的也是药典中绝无的奇方:竟用锅脐灰入药,美其名曰“百草霜”;还用马尿调成丸剂,称之为“乌金丹”。朱紫国王吃下去以后,竟将凝滞在肚子内三年的粽子荡涤出来,立即“渐觉心胸宽泰,气血调和,就精神抖擞,脚力强健”。吴承恩幼年起即好奇闻,爱读唐人传奇故事,并善于移植腾挪。他用他那生花妙笔,将墙壁灰改创为锅炉脐灰,并产生更为奇妙的效用,使他的巨著《西游记》增加一个耀眼的发光点。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还记载了淮安紫极宫的另一则故事:

 

近世有孙卖鱼者,初以捕鱼为业,忽弃之而发狂。我始未之重,稍言祸福,无不验者,遂争信之。昼往来人家,终日不停足,夜则宿于紫极宫。灾福亦不问,或谬发于言语,或书于壁间,或笑或哭,皆不可测。久而推其故,皆有所为也。宣和末,尝召至京师,狂言自若,或传其语有讥切者,罢归,固与当时流辈异矣。兵兴,不知所终。

 

《宋稗类钞》卷之一《符命》三十九也记载了他的异闻:

 

楚州有卖鱼人姓孙,颇知人祸福,时呼“孙卖鱼”。宣和间,上皇闻之,召至京师,馆于宝箓宫道院。一日,怀蒸饼一枚,坐一小殿。时日高拜跪既久,上觉微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上讶其异,然未肯接。孙云:“后来此亦难得食也”。时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

 

孙卖鱼的奇闻,淮安地方志亦有记载,例如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十二云:

 

孙卖鱼者,尝酷暑卖鱼市上。遇道士,曰:“能饮我,鱼馁可活也。”则以斗酒饮之。剧与谈论,自是言祸福辄应。宣和中,召至京师,赐号“尘隐处士”,复还楚州。靖康初,尝居亳州太清宫。忽大哭,人莫之喻。或窃记其时,乃汴京陷日也。

 

这个孙卖鱼,先是一个渔夫,还自己卖鱼。后得异人传授,能使死鱼复活,并能未卜先知未来事。《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中,在那个渔翁张稍和算卦先生袁守诚身上,恐怕都有孙卖鱼的影子。只是袁守诚的先知本领更为奇特,竟能算出在哪儿下网能取到鱼,什么时刻下雨,雨量多大,甚至精确到用点数来表示。淮安城内过去有孙卖鱼的一处遗迹,是一座桥。正德《淮安府志》卷五称之为“升仙桥”,注云:“在治西驸马巷,俗传州人孙卖鱼于此升仙去,故名。”清初张鸿烈《淮南诗钞》则称为“等仙桥”。他说:“旧城驸马巷有望仙桥,相传(尘隐)处士于此仙去,又称‘等仙桥’。”吴承恩对于这一故事相当熟悉。他在他的散曲《南吕一枝花·寿丁忍庵七十》中谈到淮安古迹时说:“唐时万柳池,晋代烧丹灶,刘朝招隐地,宋室等仙桥。”“宋室等仙桥”就是说的孙卖鱼的故事。吴承恩在这里将孙卖鱼的故事,与王乔在七十二福地之一的钵池山炼丹、汉朝征召枚乘、唐代白居易、刘禹锡与郭行余在万柳池唱和相提并论,可见孙卖鱼的形象给他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宋代笔记《锦绣万花谷续集》卷九“淮安军”条下,记载着淮安紫极宫另外一件事:

 

  [画猴]    李伯时尝于紫极观壁间,画猴戏马,马惊而圉人鞭之。时称奇笔。

 

正德《淮安府志》卷十四,对此也有记载。在“紫极宫”条下云:

 

宫在城西南隅。宋熙宁中(1008—1077)杨杰作记云:尝有神仙游于此,题于壁。笔渍入,刮之不灭。又有李公麟画猿戏马,,马惊而圉人鞭之。时称奇笔。陈师道有诗云:“沐猴自系马自惊,圉人未解猿马情。猴其天资马何罪?意欲防患又伤生。异类相宜亦相失,同类相伤非所及。志行万里困一蹶,吐豆齕荄甘伏枥。”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是宋代的大画家,以画人物和马见长。他在淮安紫极宫画有“猴戏马”,引来文人学士作记作诗,流传后世。吴承恩天资聪明,于学无所不窥。少年时即爱作画,并有“通神佳手”之称。家乡有此名画,吴承恩可以经常观摩,也可以从书籍中读到,因而他对李公麟的画技非常熟悉。有一次,他看到《石鼎联句图》时,便能立即鉴定出“计必是龙眠一流人”所作。他不但对李公麟的画技印象深刻,而且对李所作“猴戏马”的画意也有独特的领悟。中国古书中有在养马的棚子里养一只猴子,就可以使马不生病的说法,吴承恩据此给猴王悟空取了个“弼马温”的别号。“弼马温”实为“避马瘟”的谐音。但《西游记》中弼马温并不仅以避马瘟为了事,实为养马的头儿,凡是马见了他都害怕。第十四回,孙悟空从五行山下石匣中解脱出来以后,唐僧的马见了他就“腰软蹄矬,战战兢兢的,立站不住”。第五十六回,猪八戒赶马,马不惧他,仍缓行不紧。孙悟空“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了一声,那马溜了缰,如飞似箭”,竟一直走了六十多里才放慢。吴承恩解释说,就是因为孙悟空被封过“弼马温”,所以“是马皆惧猴子”,连这匹龙变就的马也怕他。李公麟在淮安画的猿戏马,马惊而圉人鞭之,正可以给吴承恩这种启示。

 

 

中国古代传说、故事或小说中,大凡英雄人物,在出生问题上往往异于常人,有一个独特的神奇的方式。例如,后稷为其母践巨人脚印而怀孕所生,老子为其母怀孕七十二年剖腋而生,等等。《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也不例外,而且更加奇特:不是父母所生,竟是石头里迸出来的。初迸出的是一个石头蛋,见了风就化成石猴,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石头生人,是古代神话中主要模式之一。大禹的妻子化为石,石破而其子启生。这是上古神话,以后历代亦有之。在明代,吴承恩出生前不久,淮安一带即有“石中人”的传闻。事见陆容的《菽园杂记》卷五:

 

成化间(1465—1487),漕河筑堤,一石中断,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状。长仅三寸许,手足肢体皆分明,若雕剥而成者。高邮卫某指挥得之,以献平江伯陈锐,锐以为珍藏焉。此等事,虽善格物者莫能究其所以。

 

漕河即运河,明代有专管运河运粮事务的机构──漕运总督府设在淮安;平江伯陈锐就是当时的漕运总兵,所以这一次发现便被立即送到淮安来。《菽园杂记》成书于成化末年。 到了嘉靖三十九年,潘埙纂集的笔记《楮记室》第十三卷中,也收录了这则传闻。此足见这一传闻在当时是广泛流传的,对于吴承恩写《西游记》肯定有启示作用的。潘埙是吴承恩的长辈,曾任过河南巡抚,中年被贬回乡,屡荐不起。吴承恩是久困场屋的老贡生,他们在思想上与志趣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很深厚,潘埙很器重吴承恩的才华,常与之诗文往还;吴承恩很尊重潘埙,曾以欧阳修与苏轼、韩愈与贾岛来比拟他们之间的关系。嘉靖三十四年,潘编了一部《淮郡文献志》,吴承恩曾参与“叙订”。潘纂集的《楮记室》,说不定吴承恩也参与了编选工作,因而这本书中收集了不少关于《西游记》的异闻。或者是潘埙传染了“爱奇闻”的习性,主动搜集了有关《西游记》的材料,供给吴承恩参考使用。

 

 

《西游记》第十三回,唐僧在宝象国金殿上,曾被黄袍怪点化成一只“斑斓猛虎”。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人化为虎的故事非常多,吴承恩写作《西游记》时,可以从中任意撷取,化为新的故事。其中有关淮安的异闻,更容易被吴承恩采用。王兆云《湖海搜奇》卷上还有一则异闻,题为“人化虎”:

 

南津胡侍郎琏,为广东副使日,有治民得疾,伏枕甚久。忽嗜食生物,鱼肉之类,命家人不得烹煮。久之,两足生毛,次及股,次及满身,皆变成虎形,惟首尚人。求观者众,乃伏于床下,命家人勿听人入。已而两颊生毛,跳跃欲去。里甲告官,笞杀之。

 

王兆云的这则故事原材料很可能是胡琏提供的。胡琏是淮安府沭阳人,但世代住在淮安府城内。南津是其别号。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十五云,胡琏“以南京刑部郎中出为广东兵备副使,积官户部侍郎,致仕。深于经术,里居教授,门徒甚盛,如邹守益、程文德,皆受业弟子”。他是吴承恩的长辈,据说胡琏曾在淮安龙溪书院讲过学,也是吴承恩的老师。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几篇为胡家而作的障词,据障词中的语意分析,承恩还与胡家有亲戚关系。这则来源于胡琏“见闻”的人变虎的故事,自幼爱好奇闻的吴承恩当然更容易听到它。这无疑可以作为促成他写人变虎故事的一个重要因素。

 

淮安是我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产生并流传着许多美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造就了一个肥沃的文学土壤,因而出现了一辈又一辈的文化名人和一大批文学作品。外地的许多文人,也经常喜欢以淮安地方故事为作品的题材,或者以淮安为作品的背景。吴承恩是位通才,生于斯,长于斯,从小便接受了文学营养的滋育,产生了写作神魔志怪小说的动机,并将淮安的历史传闻、地方掌故,腾挪进他的小说《西游记》中去,使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