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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奇取胜师心独见
——《西游记》的传奇性

1．传奇性的核心是奇

传奇性，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内在的艺术美，是作品艺术上获得成功的标志之一。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不少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艺术美。被后人称为“传奇”的唐代短篇小说中，固然呈现着这种艺术美的动人色彩；在明清长篇小说中则更有鲜明而浓郁的体现。传奇性，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某种艺术特点的理论概括；也可以说，传奇性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一个优秀传统。我们虽然不能仅仅以是否具有传奇性，来区分作品艺术上的高低；何况，即使同样具有传奇性的特色，各个作品之间的具体表现，也还存在差别，不是一个模式，不可一概而论。但是，具有传奇性的作品，常常有一股特殊的艺术魅力，而为群众喜闻乐见。《西游记》就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

小说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一回所写的唐僧路经火焰山，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的故事，就富有传奇性特色。火焰山“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唐僧西行取经却非经此不可，而过山就得用铁扇仙罗刹女的芭蕉扇来搧息火焰。罗刹女是孙行者结义弟兄牛魔王之妻。但却是红孩儿之母。红孩儿被行者请观音降伏后，留下了宿怨。因此为借扇引出了许多波折。先是行者为借扇与罗刹恶斗，罗刹一搧扇，那行者飘飘荡荡直滚出五万余里，后来得了灵吉菩萨的定风丹，方得与罗刹再战。接着，行者变个蟭蟟虫，趁罗刹喝茶时进入她腹中，于是逼得她献出芭蕉扇。谁知当他来到山边火焰处搧动时，不但未见火灭，反而腾起千丈之高。原来孙行者借到的是一柄假扇。后来摸到牛魔王的小妾处，与牛魔王好一场恶战；接着又趁牛魔王外出赴宴，盗了牛魔王的坐骑，变做牛魔王模样，哄得罗刹相信，才把真扇骗到手。但在回程中，又事出意外，被牛魔王赶上变作猪八戒模样行骗，行者不及细察，又失去宝扇。最后，经过连续不断的恶斗，方降伏牛魔王，夺得扇子，过了火焰山。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内容奇异，情节起伏，构思细密，描绘生动，突出地体现了《西游记》传奇性的特色，以及小说作者极其喜好和努力寻求传奇色彩的创作意图和艺术个性。

文学作品传奇性的核心是“奇”，不妨说，传奇性就是以“奇”取胜。我国古代文论特别是小说理论中，多有论述“奇”的。所论之“奇”，含义虽极为复杂；但其中显然也包括有关传奇性的因素。诸如：“天地间有奇人始有奇事，有奇事乃有奇文”①；“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②；“事有与下文相反者，又有与下文相引者……不相反则下文之事不奇，不相引则下文之事不现”③。或认为“奇文”须以“奇人”、“奇事”为基础，或指出作品之“奇”与作家艺术构思中飞驰想象和进行夸张（幻）有密切关联，或提到怎样从表现手法和表现技巧上追求以得“奇”。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传奇性既可以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中，也能够植根于形式方面。可见，传奇性是文学作品中内容和形式的某些重要因素所孕育而呈现的艺术结晶。所以，我们探讨《西游记》的传奇性，就应紧紧抓住“奇”这一条线索，着重于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特定因素中，去寻求和分析。

2．《西游记》传奇性的表现及其成因

这里，我们试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西游记》的传奇性的表现及其如何形成的原因。

首先，谲诡幻怪，作意好奇；幻中含理，奇中寓情。

文学作品所描写的有两类故事内容，都可能透示出奇的特点：一类是非人间社会的；另一类是人间社会的。《西游记》所描写的故事内容，总的说是属于非人间社会的。作品的中心事件唐僧取经，本来是历史事实；但由于这桩宗教史上的伟大长征，本身就充满着传奇色彩，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不断池加进了想象的成份和虚幻的内容。因此，早在《西游记》产生以前，就已经离开历史故事的原来面貌，本来属于人间社会的题材内容，逐步转化为以神魔为主的非人间社会的神奇故事。从早期的宗教文学《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后来的通俗文学《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所写莫不如此。而到小说《西游记》，则又堪称集神怪之大成的神怪小说，故事内容的神奇性，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都是所谓“不根之说”。那等级森严威赫无比的天庭宝殿，那香烟缭绕花雨缤纷的西方佛地，那阴风飒飒黑雾漫漫的幽冥地府，那骷髅成堆人肉成林的妖洞魔窟：虽然都是作者借着人间社会的蓝本所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但却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幻想世界。而活跃在这个幻想世界中的千奇百怪的人物，他们所演出的无数场神奇诡谲，石破天惊的活剧，则足以使人们瞠目结舌，惊叹不止。从大闹天宫时，偷蟠桃，盗玉液，到取经路上，经火焰山，过女人国；从十万天兵会战花果山，斗仙法，赌变法，到灵山脚下，取经僧巧接彩球，女公主身变妖精，故事内容莫不贯串和体现着奇的精神。正因为这样，《西游记》中虽然也常常描写到人间社会的内容，却往往都被皴染或笼罩上一层神奇的色彩。就说火焰山，本来就是对自然界某些特异现象的夸张描写；然而作者却偏要加以神异化，让土地演说它的神异的来历：是五百年前孙悟空大闹天宫被擒，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开点时蹬倒丹炉，落下几个炉砖的余火所化成。这就非常显明地透露出作者作意好奇的创作意图；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在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中赋予故事情节以最大限度的神奇性。这就说明，奇，既可以在以“牛鬼蛇神”为题材的作品中着根，也能够在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中出现。正如署名为即空观主人的明代凌蒙初所说：“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④。

但是，文学作品故事内容的神奇性，却并不一定就能体现传奇性，更不等于就是传奇性。神奇性和传奇性二者之间虽然有联系，但又有差别。作品中的神奇性，虽然与作者的艺术构思和审美趣味不能截然无关，作者之所以选择具有神奇性的内容来描写，就体现着作者创作个性的特殊性；但神奇性主要是题材内容本身因素所决定。传奇性则不然，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特色。它的形成，是作家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体现，是作家艺术上成熟的标志之一；它的出现，是作品思想艺术成就的一个反映，说明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内在的艺术美。所以，神奇性和传奇性并不相等同。

我们读唐“传奇”，其中也有缺少传奇性者，如有一篇作品叫《元无有》⑤，故事内容不可谓不神奇。写的是元无有一夜独宿空庄，看见衣冠皆异的四个人，相与谈谐、吟咏，直至天明，方归旧所；元无有寻至堂中，只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方知夜里四人，乃是四物所变。谲诡幻怪，可说无以复加；但我们是否能从作品中体会到什么传奇性呢？却未必。原因何在？因为作品中表现的神奇性，仅仅流于怪诞，近乎荒唐，而缺少传奇性作为一种艺术特色的内在美。

那么，《西游记》的故事内容，如前所述，充满着神奇性，又为什么具有传奇性呢？细究其故，原来《西游记》的故事内容更奇，却往往体现着人类社会的生活情趣，具有人生的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可以说是一种“奇情”。西天路上一场接一场的恶斗，是多么变幻莫测，瑰特奇伟，然而就其本质来说，却是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冲突，所以人们不仅理智上能接受，而且在情感上也往往能与之相通。这就是因为故事内容的神奇性中，渗透着相当浓厚的生活情理之故。三调芭蕉扇的故事中，争战双方的言行及其所流露的感情，无不充满着浓厚的人情世故，呈现出人间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情景。罗刹女的爱子之情、玉面公主的嫉妒之心、牛魔王的尘俗之性、孙行者的傲然之志，渗透在一个异常谲诡幻怪的神奇故事中，无不可感可触，具体入微。第十六回和第十七回行者大闹观音院和黑风山的故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观音院众僧为谋宝火烧禅堂，固然是人间故事；孙行者借广目天王的辟火罩护住禅堂，却助风烧尽观音院的举动，则在一个具有浓厚神奇性的故事中，注射进了人间世俗的特定感情因素。特别是熊罴怪盗走袈裟后，孙行者请来南海观音，二人设计由观音变妖道凌虚、行者变仙丹，进献熊罴上寿从中取事一节，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变幻莫测的故事内容中，更充满着人间社会生活情理的折光。这就使作品的神奇性之上又呈现出一股浓郁的传奇色彩。

这样看来，故事内容的神奇性，相对地说。还是比较外在的、表面的，它虽然可能成为作品传奇性的基础；但如果未能做到幻中含理，奇中寓情，在奇幻的内容中一定程度上合乎人生的情理，那么这种神奇性并不能升华为传奇性艺术美。象《西游记》这样的神怪小说，虽然在作者作意好奇的创作个性支配下，故事内容是那样的神奇怪异；只是因为它能体现和充满生活情理，所以避免流于荒唐性和怪诞性，而形成为一种浓郁的传奇性特色。

其次，驰神运思，出奇制胜，曲折多姿，色彩益增。

《西游记》之所以具有传奇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作者艺术构思之奇。“三调芭蕉扇”为什么富有传奇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情节的故事性极为强烈，矛盾的发展富有戏剧性。作者以一把小小的芭蕉扇为道具，把冲突双方围绕着它来展开，组织得异常错综复杂，波澜层出。情节发展中往往似山穷水尽疑无路，却偏逢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仅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每每象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作者艺术构思之奇的全部功力，正是集中于追求故事的戏剧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使作品的传奇性得以挥发出强烈的色彩。“三调芭蕉扇”就非常典型地显示出作者艺术构思上出奇制胜以寻求传奇性的特点。

这样看来，艺术构思之奇在形成作品的传奇性特色方面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如果作者不注意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性，在创作构思时未能全力以赴地追求奇，作品就不易形成传奇性的特色。以“偷蟠桃”的故事来说吧，六朝志怪小说《汉武故事》中就曾写到东方朔三次偷桃，却只一语带过。《西游记杂剧》也几次提起，孙行者“偷得王母仙桃百颗”、“我天宫内盗得……仙桃”、“将蟠桃会闹起”等等，但始终未能在情节上开展描写，显示不出艺术构思的特色，谈不上构思的奇不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则描写较为详细，说取经僧西行至王母池畔，玄奘叫猴行者去偷蟠桃，后者说，当年偷桃曾被“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后来，猴行者把一个七千岁的桃吃了，又问玄奘法师“吃否”，因蟠桃模样惊人，实际上象是《西游记》五庄观中的人参果吧，所以“和尚闻语心敬（惊）便走”，如果加上读者的想象和补充，也不难看到内容上所体现的一定程度的离奇性和某些戏剧因素，但基本上还不足以显示艺术构思之奇。

对比之下，《西游记》作者关于大闹蟠桃会的艺术构思之奇，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小说先叙写孙大圣奉命权管蟠桃园，猴头瞭见桃熟，便设计支开众仙，放胆偷桃，自在受用。一日，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命七衣仙女采桃。正好猴头偷吃了几个桃后，变做二寸长的人儿，睡在那大树梢头浓叶之下。七衣仙女摘桃攀枝，恰恰惊醒了他。大圣即现本相，反而斥人是“怪物”，竟敢大胆偷摘我桃。七衣仙女只好讲明摘桃做胜会的缘由。猴头于是赶往瑶池问讯。一个儿痛饮了玉液琼浆、香醪佳酿，偷吃了百味珍馐，佳肴异品；又闯到兜率宫，把太上老君葫芦里的金丹，象吃炒豆相似地吃个精光。一场蟠桃胜会，就这样被搅扰得乱七八糟。于是引出了十万天兵包围花果山，孙大圣大战杨二郎等等精彩武剧。这里，作者艺术构思之奇是显而易见的。他将被别人手中轻易放过的一个细节，敏锐地发现了孕藏其中的内在深意，因而将内容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充和生发。在生发和扩充中，不仅善于把富有神奇性的内容和生活中寓有丰富情理的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那些神奇性的内容。变得更易使人理解而染上某些实在性，那些寓有丰富情理的生活片断又同时得到神奇性的笼罩；而且赋予饶有兴味的戏剧性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从而使一个原来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演变成为孙悟空大闹天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可或缺。这里，充分地显示出了作者艺术构思的特色及其爱好出奇制胜的创作作风。所以，作品传奇性的获得决不是偶然的，作者艺术构思之奇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作着艺术构思之奇主要还是着重于追求情节的戏剧性和矛盾的曲折性；不在这一个重要环节上下功夫加以体现，光有一般的构思之奇，尽管在作品思想艺术的其它方面可能会有所得，但往往就不可能形成传奇性的艺术特色。屈原诗歌，艺术构思之奇可说登峰造极。刘勰《文心雕龙》称誉它为“奇文”，认为做到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自铸伟辞”，“难与并能”⑥”。但因为作品主要是抒情性的，不着重于追求情节的戏剧性和矛盾的曲折性，所以，屈原诗歌虽然在创作上具有无比辉煌的成就，却从来未见有论者论述它的传奇性特色的。对比之下，长篇叙事诗《木兰辞》、《孔雀东南飞》却充满着传奇色彩。这是因为这两篇早期的著名诗作，作者艺术构思之奇就是着重于寻求故事的戏剧性和情节的曲折性。所以它们虽以人间内容为题材，却比某些反映非人间内容的作品，还更浓郁地诱发出传奇性的艺术光辉。从以上不同作品的对比，借以说明传奇性与作者艺术构思之奇的关系，特别是同故事的戏剧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进一步体会和分析《西游记》传奇性特色及其形成原因，无疑是会有所启发的。

再次，绘声绘色，刻意湾染，因夸成状，沿饰得奇。

夸张，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基本形式之一，它对形成作品的传奇性，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西游记》之所以具有传奇性，就得益于作者夸张的精到和奇特。第三十三回，平顶山二魔带领众小妖巡山，作品写道：

正走处，只见祥云缥缈，瑞气盘旋。二魔道：“唐僧来了。”众妖道：“唐僧在那里？”二魔道：“好人头上祥云照顶，恶人头上黑气冲天。那唐僧原是金蝉长老临凡，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这祥云缥缈。”众妖都不看见，二魔用手指道：“那不是？”那三藏就在马上打了一个寒噤；又一指，又打个寒噤。一连指了三指，他就一连打了三个寒噤。

真是绘声绘色，刻意渲染。这当然是作者在飞驰想象的基础上作了高度夸张的成果。妖魔在远处一指，三藏在马上就打一个寒噤，一连三指就打了三个寒噤，这样描绘，一方面具体地刻画出妖魔的可怕的威慑力量，一方面又预示着唐僧正面临着严重的灾难。这都是通过极其生动的细节的夸张描绘来显示的。想象固然奇特，夸张亦颇合理，因此有效地增加了这一节大战平顶山故事的传奇性色彩。再如第七十回，孙行者过朱紫国，打败了妖精先锋，从避妖楼叫出躲着的国王。作品写道：

那皇帝即至酒席前，自己拿壶把盏，，满斟金杯，奉与行者道：“神圣，权谢！权谢！”这行者接杯在手，还未回言，只听得朝门外有官来报：“西门上火起了！”行者闻说，将金杯连酒望空一撇，当的一声响亮，那个金杯落地。君王着了忙，躬身施礼道：“神僧，恕罪！恕罪！是寡人不是了！礼当请上殿拜谢，只因有这方便酒在此，故就奉耳。神僧却把杯子撇了，却不是有见怪之意？”行者笑道：“不是这话，不是这话。”少顷间，又有官来报：“好雨呀！才西门上起火，被一场大雨，把火灭了。满街上流水，尽都是酒气。”行者又笑道：“陛下，你见我撇杯，疑有见怪之意，非也。那妖败走西方，我不曾赶他，他就放起火来。这一杯酒，却是我灭了妖火，救了西城里外人家……”

想象之奇和高度的夸张相结合，又通过绘声绘色的渲染来加以表现，使这个细节本身闪发着传奇色彩，从而又有效地增加了朱紫国故事的传奇性。

由此看来，作品的传奇性，又与作者运用夸张手法是分不开的。传奇性的核心既然是“奇”，当然，也对作者的表现手法的运用，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平铺直叙不足以出奇，粗疏简略不可能得奇。从表现手法上来说，“奇”，总是孕育在绘声绘色的刻意渲染中，产生在天马行空般飞驰想象中，出现在出人意外的高度夸张中。刘勰曾说：“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⑦，指出运用夸张可以真实地反映事物的形象，刻画和展示出形象的奇光异彩；刘勰虽然并不是专就作品的传奇性来立论，其意却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传奇性的特色和它的成因。

从以上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悟到文学的传奇性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不难理解，传奇性作为一种内在的艺术特色，当然不可能浮游于作品形象体系之外，或仅仅飘忽于作品形象体系的表面；它应该是也只能是根植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诸种因素之中。其中，故事内容之奇。是作品是否能有传奇性的基础；作者艺术构思之奇，则是作品具在传奇性的关键；而表现手法之奇，则又是作品传奇性得以飞腾的翅膀。作品的传奇性，主要是在以上创作环节得以成功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特色；而这种艺术特色一经形成，就有效地反映出作品的艺术独创性，因为传奇性是艺术独创性的显著标志之一。

3．《西游记》的传奇性特色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神怪小说《西游记》，就其题材内容的神奇性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志怪”体；而就其传奇性的某些特点未看，也不妨说是一种“传奇”体。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的传奇性，与唐“传奇”并不是截然无关的；何况《西游记》的创作又是不可否认地与唐“传奇”有着一定的关联呢。而唐“传奇”又与六朝“志怪”有渊源关系。但是，《西游记》比之六朝“志怪”和唐“传奇”已有巨大的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游记》传奇性艺术特色之鲜明，为六朝“志怪”和唐“传奇”所不可企及。

六朝“志怪”，从总体上来说，只能算是具有神奇性；而神奇性只是某些题材内容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因素，并不属于艺术特色的范围，并不是作家艺术创造上所刻意追求而又得到成功体现的特色。“志怪”有它自身的特点而见重于世，但基本上无传奇性可言。我们曾在前面提到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充满传奇色彩；“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晋干宝撰）中有一篇《韩凭夫妇》，内容颇有类似之处，而传奇性却不能与之比拟。究其原因，与作者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中注重朴实而不重增饰有关。《韩凭夫妇》叙述宋康王强娶韩妻，囚害韩凭，因此夫妻双双自杀，韩妻遗书求合葬，不得；两人墓上旬日间长出大木，报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雌雄鸳鸯，交颈悲鸣，晨夕不去。这样描写，不能说没有丝毫传奇性色彩，但由于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并非有意识的注重追求奇，所以作品的传奇性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诱发。《韩凭夫妇》的传奇性如此，更不必提“志怪”中的大量其它篇章了，它们尽管在艺术上有其它的成就，但就传奇性来说却未能获得飞腾的翅膀。《西游记》的神奇性较之六朝“志怪”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它却在神奇性基础上，成熟地发展为传奇性的可贵特色了。

唐代短篇小说的传奇性，从总体上来说，已较六朝“志怪”有所发展。把唐人小说总的称为“传奇”，大体上是宋代的事。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中就有“传奇体”之说，而且在论述时显然是与唐裴铏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有关联。其实，裴铏把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从中也透露出作者重奇的消息。这一点，清梁绍壬在解释《传奇》集命名之意时就有过这样的揣测，认为是“多奇异而可传示”⑧。而宋洪迈则称誉后人小说为“一代之奇”，突出地强调了它在小说艺术演进中的地位。的确，如果我们把《西游记》的传奇性与唐“传奇”的艺术成就相对比，不仅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小说中的传奇性演进的概貌，而且还能借此以窥《西游记》传奇性的独特成就的特色。

对于唐人小说作为“一代之奇”的“奇”的内涵，鲁迅曾作过精扼的论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又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⑨。从鲁迅所论，唐“传奇”艺术上之奇，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传奇性特色有关者，至少有如下方面：一是“扩其波澜”，“叙述宛转”，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生动性。这是“传奇”作者艺术构思上注意求奇，而在艺术表现上重视铺张描写的成果。所以唐代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对比，唐“传奇”那种令人“凄宛欲绝”的故事内容所体现的艺术性，能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二是“施之藻绘”，“文辞华艳”，极为重视艺术描写和艺术夸张。与六朝“志怪”粗具梗概的状况不同，唐“传奇”在运用语言和表现技巧上都着意追求鲜明的色彩，这就使作品增强了诱人的艺术较力。三是“有意为小说”，随着创作“意想”的确立，艺术上的日臻圆熟，所以能呈现出自己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获得“特异”的成就。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传奇”的每一篇作品都有传奇性色彩；而是从总体上分析，唐“传奇”艺术上之奇，与我们今天所论的传奇性是有某些一脉相通之处的。这正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发展至唐获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之一。

《西游记》的传奇性，在唐“传奇”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它较之唐“传奇”所体现的“奇”，更为完整，更为圆熟，同时也更为系统化。这是因为《西游记》的创作，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志怪”和“传奇”的长处；更重要的还由于作者的天才创造，在作者自己所特有的成熟的艺术个性的照耀下，使传奇性成为作品的一大艺术成就，推进到了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形成这个高峰的标志，就是作品中的传奇灶得到了和谐的、整体性的和浓郁的体现。

试加分别细论。

一是和谐性。《西游记》中所体现的传奇性，显示着一种极其和谐的特点。《西游记》的传奇色彩，与小说的题材内容的特定性是和谐的。这，我们只要与《水浒传》的传奇性相比较，就不难体会。如前所述，《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所以，它的传奇性是以严峻的现实斗争生活为基础，着意追求情节的起伏曲折和注意运用夸张的手法，都为塑造起义英雄形象服务；而《西游记》的传奇性，则更富有幻想性，带有浓厚的神奇色彩。《西游记》作者对传奇性的寻求，又是能够与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相结合，因而作品的传奇性和人物的性格描绘，显得和谐一致。孙行者和猪八戒二人，同样具有高度幻想性和神奇色彩，但他们的性格又是截然不同，各有个性化特征；因而，他们虽然同样具有浓郁的传奇性，然而又色彩各异。《西游记》作者所以把“大闹天宫”描绘得如此有声有色，细致曲折，意图给孙悟空造成一个非凡的出色经历，借以给人物性格增添一层鲜明的色剂；而“大闹天宫”的曲折情节中所显露的传奇色彩，正是与孙悟空这个形象的性格光辉相映照而更增妍。猪八戒的出身经历虽然也是非凡的，通过作者的精心构思，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可是若与孙行者相对比，特色又完全不同。这位因醉酒戏嫦娥而贬下尘凡、错投猪胎、入赘云栈洞、招亲高老庄的猪长老身上所体现的传奇色彩，幻想氛围中调和着更为浓烈的世俗的意味。由以上分析，可知《西游记》的传奇色彩之所以具有和谐性，是作者艺术上富有独创性而技巧上又臻于娴熟的体现，有着它的必然性。其一，作者虽“作意好奇”，却又不趋于绝对化，而是从作品具体的创作意图出发，做到恰如其分，力求恰到好处，所以没有给人以外加的感觉，避免了画蛇添足的缺陷。其二，作者虽刻意追求传奇性，但又不是勉强以求，而是根据作品的题材内容、情节构思等具体情况着手，达到自然浑成，所以无斧凿痕。其三，由于全面追求奇，往往造成一种出人意外的效果；但作者又并不是为奇而奇，而是立足现实，使虚幻怪诞的奇人奇事描绘中，渗透着生活情理。因而使人们读着虽不免神驰域外，却又深感入情入理。这一切艺术创造中成功的表现，正是作品传奇性显得那样和谐的厚实基础和根源。

二是整体性。《西游记》的传奇性，作为小说的鲜明艺术特色，它是作者在创作全过程中有意追求的艺术性的突出标志。因此，作品的传奇性，不是创作中某一环节或某一因素中的偶然折光，而是渗透在作品内容和形式中的内在特性的反映。我们读《立国演义》，这部以人间社会的历史传说为题材的作品，也包含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如关云长的过五关斩六将，刘玄德的三顾茅庐，诸葛亮的火烧赤壁，等等，或以故事之奇而引人，或以构思之奇而取胜，或以手法之奇而见长。都在不同程度上透示出传奇性特色。但从全书的艺术成就来分析，传奇性却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特征，这是因为它在全书中还构不成整体性的特色。而《西游记》的传奇色彩为什么具有整体性特色呢？一则是全书题材内容的非人间社会性质也就是高度的神奇性，为它进一步升华成为传奇性艺术特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次是作者创作思想上具有全面追求传奇色彩的意图。所以不但选取了西行取经这样一个富于表现传奇性的故事来描写，而且在艺本构思上又善于深入地去发掘表现传奇性特点的诸种因素，同时又能在艺术表现手法中运用自己富有特色的笔墨来体现。这样，作品中的传奇性，显然就渗透在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从而凝结成为具有整体性特点的鲜明成就。

三是浓郁性。《西游记》的传奇色彩，既然是和谐的整体性的，当然也是浓郁的。唯其浓郁，这才有可能构成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它之所以浓郁，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作者对传奇性的寻求，不仅去全面体现，而且又深入去发掘。不仅依靠胸有成竹地巧妙安排，而且借助随意点染的兴来之笔。这里，我们不妨以《封神演义》相对比。一般地说，《封神演义》作为一部神怪小说也的确具有传奇性，但是，它说不上浓郁。因为，作品中具有较浓厚的传奇性的那些情节，往往不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如《陈塘关哪吒出世》、《渭水文王聘子牙》等，相反，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高潮，矛盾双方激烈冲突的那些场合，如什么“十绝阵”、“诛仙阵”、“万仙阵”的描写，显得离奇怪诞有余，传奇性不足；姜子牙这样一个应该而且可以富于传奇性的人物，也只闪耀了几点传奇色彩的火花，大部分笔墨都被神奇性所淹没而传奇性似黯然失色。至于在创作构思中，地位和作用几可与《西游记》西天取经相类比的“封神”，则更为神奇性或神秘性所全部笼罩和吞噬，而毫无传奇性可言了。在这种情况下，《封神演义》的传奇性，当然无所谓浓郁了。所以，对比之下，更显得《西游记》传奇性之浓郁，它作为一种艺术特色，在全书形象体系中闪耀着引人注目的艺术光辉。

传奇性，在《西游记》形象描绘中得到和谐的整体性的和浓郁的体现，从而凝结成为作品的一大特色和艺术美，这种情况，不仅是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的创作实践中所未见；而且即使在长篇小说创作兴旺发达的明清时期文坛也不可多得。《西游记》在古代文坛上堪称独树一帜；旗帜上作者“师心独见”地通过形象描绘所呈现的显明标记，首先就是以“奇”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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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如翰：《云合奇踪序》，引自《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第211页。

② 熊无咎：《北宋三遂平妖传序》。

③ 毛宗岗：《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首评。

④ 《〈拍案惊奇〉序》。

⑤ 牛僧孺：《玄怪录》。

⑥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

⑦ 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篇。

⑧ 转引自周楞伽辑注《裴铏传奇》第118页。

⑨ 《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