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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虞《序》倡《西游记》邱作说可信吗
——虞集《西游记序》真伪考之二

邱处机写过《西游记》吗？对此，长期来存在着分歧：或说他是《西游记》的作者，或说他与《西游记》根本无关。总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决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得详尽的。但它既关系到神怪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像谜一样的问题的真正揭示，而且也与这部名著早期的演变史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密切有关。而这些问题如何作答，则又与元初人虞集的《西游记序》究竟真伪如何有着重要而直接的关联。

1．邱处批著《西游记》说的由来

历史事实确凿表明：邱处机的名字的确与一部名叫《西游记》的著作有关，这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这部书作者名李志常，是邱处机的道门弟子。

邱处机，亦作丘处机，字通密，自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生于南宋绍兴十八年，也就是金熙宗皇统八年，公元为1148年；卒子南宋理宗宝庆三年，也就是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公元为1227年。享年八十岁。邱处机即生活在南宋时期北方的金国和蒙古。他是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曾在陇州龙门山隐居修道，为龙门派创始人。元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遣特使召邱。第二年，邱处机应诏与弟子尹志平、宋德方、李志常等十八人长途跋涉，远适西域，深入撒马尔罕，过铁门，波阿姆河，见成吉思汗于斡鲁多（行宫）。太祖问为治之方，邱处机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深契其言，赐号神仙，爵大宗师，命其掌管天下道教。邱处机于1224年回到今北京。根据这次西行经历，李志常于公元1228年撰写《长着真人西游记》二卷，约数万言，记其沿途山川道里，风土人情，珍禽异木，殊方语言，师徒问答，以及途中吟咏之什。可见《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一部游记，属地理类著作。这部书写成后，似乎并未刊行，但在道门中流传估计影响不小，这当然与邱处机其人的特殊身份有关。所以到明代就被编入了《道藏》。至清，著名学者钱大昕于1795年在苏州玄妙观《道藏》中看见此文，觉得富于元初历史和地理价值，才抄出作《序》推荐，从此才广为人知。

这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描写唐僧取经的神怪小说《西游记》当然是不同性质的两部书，真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么，这部神怪小说《西游记》又怎么会与邱处机的名字联系起来呢？由于缺乏记载，有许多实际情况恐怕现在已经很难了解了。迄今为止，有文字资料可资证明的则是从虞集的《西游记序》开始的。这篇虞《序》，被汪象旭收录刊置于《西游证道书》卷首，题名“原序”。江象旭撰写和梓行《西游证道书》约在清初，距今亦有三百余年了。虞《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

单读这一段，也许误以为所提《西游记》是指《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实，即使是指《长春真人西游记》，也不通，因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尽管是记载长春真人的西域之行，但撰写者却是他的弟子李志常。问题还在该《序》接着又说:

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

再也不容怀疑，虞《序》指的是描写唐僧取经的《西游记》。何况，《序》中还提到此书“离奇”、“灵幻”，不是指神怪小说《西游记》又是指什么呢？那么，此《序》会不会不是指邱处机，而是另一位“丘长春真君”呢？当然也不可能。因为不但在历史上邱长春真君即邱处机；而且虞《序》中还直接提到：“按真君在太祖时，曾遣侍臣刘仲禄万里访迎，以野服承圣问，促膝论道，一时大被宠眷，有《玄风庆会录》载之详矣。历朝以来，屡加封号”。所指除了邱处机，又还能是谁呢！

我们再看把虞《序》公诸于世的汪象旭的情况。汪象旭字憺漪，原名淇，字右子。他的身世生平难考。他除了撰写《西游证道书》对《西游记》进行评点以外，还写过《吕祖全传》，用第一人称来叙述，从这部小说卷首所题“奉道弟子汪象旭重订”一语，可知他是一个“奉道弟子”。看来，汪象旭之所以要在《西游证道书》上刊载虞《序》的目的，显然，正不是为了替写《序》的虞集树碑立传，而是为了张扬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的龙门派祖师爷邱处机。这里有一个材料可说明这一问题。就在《西游证道书》“卷首”紧接虞《序》之后，汪象旭还刊出一篇《丘长春真君传》，题下注明：“出广列仙传及道书全集”。但全文显然是汪象旭所编写，传中不但叙述了邱处机的生平经历，而且传文最后又有一句；“有磻溪鸣道集西游记行于世”。但事实上《磻溪集》、《鸣道集》因为邱处机所撰，而《西游记》归于邱处机名下则完全是汪象旭所误为。附会的源头也许可追溯到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撰的《辍耕录》。其中有《长春真人》一节，记叙了邱处机的生平，文后有“已上见《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一语，指的是文中所载事迹来源见以上各书。此话中所提《西游记》显然是指《长春真人西游记》，而决非通俗神怪小说《西游记》，因为前者中记载着邱处机西行见成吉思汗的种种事迹及沿途吟咏之什。而且《辍耕录》提到的五部书中，后面三部均非邱处机所编著。后来，樗栎道人秦志安编《金莲正宗记》，在《长春丘真人》一节记叙邱处机生平，有如下一语：“所有诗歌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曰《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所说《西游记》无疑也是指《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虽非邱处机所作，但如前所说的确记录了邱处机不少的“歌诗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以上两书的记载当然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但后来却附会丛生。不但认为《西游记》与《磻溪集》、《鸣道集》一样，都出于邱处机之手；而且还将《西游记》误会成通俗神怪小说《西游记》。汪象旭所编《丘长春真君传》所说即是一例，目的是为了与虞《序》相呼应而杜撰。汪象旭刊载虞《序》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张扬他自己在《西游证道书》上所提倡的《西游记》是“证道”的主旨观。张扬邱处机和张扬“证道”主旨观，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即：由于作者是邱处机，所以作品主旨是证道；因为作品主旨是证道，更证明作者是邱处机。这之后的《西游记》研究发展史的事实证明，汪象旭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达到了，影响可说是巨大的。别的且不讲，单以神怪小说《西游记》作者这一点来说，他开创了“邱处机”说的先河，使有清一代的《西游记》研究者几乎都是沿袭他的说法，认定神怪小说《西游记》是出于邱处机之手，而且还多有因之高张“证道”说的旗帜者。《西游证道书》以后，清刊本有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刘一明《西游原旨》等，各家莫不都持是说或与此有关。

从此，神怪小说《西游记》就常常与邱处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邱处机似乎真的就成了神怪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所以，追根寻源，将神怪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归于邱处机，就是汪象旭《西游证道书》所首倡，而关键则又在《西游证道书》卷首刊载的虞集《序》。

2．邱处机与“数十万言”的《西游记》无关

邱处机究竟写过《西游记》没有？《西游记》难道真是邱处机所写？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回顾一下《西游记》小说的创作演变史。

众所周知，描写唐僧西天取经事的作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从唐代玄奘取经开始，到现存最早的明代万历时金陵世德堂刊本百回本《西游记》，前后长达九百余年。“西游”故事最早的源头无疑是玄奘取经本事。尽管这之前亦曾有僧人西行取经，但因玄奘完成了这件宗教史上的伟大长征壮举而最为著名。纪录这次宗教史上伟大长征的是玄奘撰的《大唐西域记》和唐代慧立、彦悰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些资料中，取经故事虽已经掺杂着某些神奇怪异的成分，但主要是记叙历史事实为主。只是由于取经故事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以及僧人在寺庙中不断演叙以向善男信女作宗教宣传，虚构成分就迅速地增加起来。这是西游故事演变的第一阶段，特征是从历史故事到文艺作品的转化，突出标志则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问世。再经过长期衍变，虚构的成分越来越多，从文艺创作的要求来说，也从开始的雏形向成熟的方向发展，从而进入第二发展阶段。这时的西游故事，不仅仅是作为说话人的底本来演出供听众听，而且开始印成书籍，出售给读者看。西游故事第二发展阶段的突出标志是《西游记》平话的诞生。《西游记》平话的规模远比《取经诗话》要大，如果《取经诗话》主要是宣传佛教，张扬佛门，可以说是一部宗教性的文艺作品，甚至可说是一本宗教小说（佛教小说）的话，那么，《西游记》平话则同时兼写佛道；而且由宗教小说开始向世俗性文艺作品转化。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衍变过程中，又同时产生过许多描写取经故事的壁画、诗歌、说唱、戏剧等等，例子举不胜举。可想而知，西游故事作为文艺品在群众中已经到了影响极为巨大的程度。于是，再经过长期演变，出现了百回本长篇小说《西游记》，终于西游故事的文艺化达到了完全成熟的艺术境界。这以后，描写西游故事的文艺作品虽还继续不断在发展，但已是余波了。所以，总的说《西游记》是一部群众性的民间创作。其作者，除了有确实资料证明的有姓有名的以外；还有—些在出版发表时并未署名，而为后人所传说或考证出来的名字，如吴承恩；而更多的则是历史上业已失传的无名作者，他们都曾经为“西游记”的演变而化出过大量的艰巨的创造性的劳动。这当中会不会有邱处机呢？我们既不能笼统地说没有；也不能简单地说有。这个问题要让事实来说话，必须根据材料来分析、考证和推导。

从《西游记》的长期演变史看，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道门羽客插手其事，一般来说是很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见的从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金陵唐氏世德堂本《西游记》开始，就可以从书中看到不少与道教有关的内容（包括人物、情节、细节、语言）。就像作品中有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内容，也可能有佛门弟子或在家居上曾参与其事一样。再进一步说，就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主旨上是一部张扬佛教堪称佛教小说一样，也不能排斥在历史上曾经出现在主旨上张扬道教堪称道教小说的“西游记”，只是现已失传罢了。我之所以说它失传，是因为现在所见的各种描写西游故事的作品中，没有一部像古今都曾有人主张过那样在主旨上是“证道”的，即“证”道家之“道”的。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堪称道教小说的《西游记》。不过，即使没有堪称道教小说的《西游记》，也並不等于就没有道徒在西游故事演变中参与过其事，在创作上发挥过作用。问题是不能由于曾经有过道门羽客插手其事，一定说就是邱处机，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虞集《序》以前，还没有任何人或任何资料提到过神怪小说《西游记》作者是邱处机或曾有邱处机参与过《西游记》创作之事。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虞集之《序》。这里，我们姑且先假定虞《序》是真品，即的确是出于虞集之手。我们试来看看他的《序》文所论，是否一切都符合《西游记》的创作实际及其演变史上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虞《序》中论及《西游记》时有不少方面内容是无懈可击的。不仅如前所述，它明明白白指的是神怪小说《西游记》，而且有些论述的确颇中肯綮，或甚有启发，有的观点，现在看来固有不够精当之嫌，但历史地分析，也不能不承认具有一定的见地。试举二例：

其一，以“心”论《西游》之主旨。虞《序》指出：《西游记》一书， “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收放心”之说固然非虞《序》所首创，不过是源于《孟子·告子》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但以此论《西游记》，也颇有独到之见。虞《序》接着说：“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其纵横变化，亦无所不至，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然则同一心也，放之则其害如彼，收之则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于前，而魔与佛则异矣”。虽然同样由“心”出发，但由于立足点的不同，而发展为绝然不同的两种归宿。这种重“心”之论，当然与道教所论亦通，如《太上老君说了心经》说：“若夫修道，先观其心。心为神主，动静从心。心动无静，不动了真，心为祸本，心为道宗”。同时，这种论述，与明代各家论百回本《西游记》之言。亦颇一致。如陈元之《西游记序》说：“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评点者在第十三回“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语的旁批中写下“宗旨”二字，並在该回总批中引用此二语后说“一部《西游记》，只是如此。並无些子剩却”，又在第一回，猴王学道至“灵台方寸山”，此语夹批：“灵台方寸，心也”，又分批：“一部《西游》，此是宗旨”；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说：“《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综观上述明代各家，评点的核心内容均侧重在阐发修“心”。如果虞《序》真正出于虞集之手，明代评点家的以“心”论《西游》，显然有沿袭虞《序》之嫌了。

其二，高度肯定《西游记》文字格调之优美。虞《序》拈出“离奇浩汗”，“鸿肆而灵幻”，“深切著明”三语来评论《西游记》的特征，无疑是精扼而明确的。尽管他並非全面地分析这部神怪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赞扬了《西游记》格调的独特性。这种情况，亦与明代各家由衷肯定百回本《西游记》的独特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如陈元之《西游记序》说：“余览其意近跅□（左“足”右“也”）滑稽之雄，卮言曼衍之为也”，又说：“其言始参差而淑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袁于令《西游记题词》则以“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来形容《西游记》，並说它有“驾虚游刃，洋洋洒洒”之妙；而《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点中则称赞《西游记》“想头奇甚幻甚”，甚至不无惊叹地说：“何物文人，思笔双幻乃尔”！这当中，各家的立论出发点可能有异，但都能从自己的特殊角度出发揭示出《西游记》的创造性艺术特征。当然，一如果虞《序》确是虞集所撰，亦可看出它的影响之大了。

仅就以上两点来说，可知虞《序》在理论上的确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並具体反映了虞《序》评论《西游记》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但实事求是地说，光凭这些，我们是不可能对虞《序》的真伪问题推导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来的。

不过，问题並不仅此，虞《序》决不是无懈可击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内容，只要不带任何成见和盲目性，稍加分析，就会使人们引发虞《序》非出虞集之手的遐想。我们试以虞《序》中《西游记》有“数十万言”一语来剖析，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罅漏是多么的大！由此而不能不使人疑窦丛生。

《西游记》究竟有多少字？有“数十万言”吗？这样笼统地发问是很难令人回答的，且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因为如前所述，《西游记》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约一万余字；而《西游记》平话据现存一节“魏徵梦斩泾河龙”推测，或说全书“不会下于十万言”，百回本《西游记》则约有八十余万字；另外，明代刊刻的简本小说朱鼎臣编《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约十二万字，阳至和编《西游记传》约七万字；至于其它业已湮没的有关西游故事的小说版本，虽可肯定的确出现过，文字多少却已无法估算。

虞集所序的《西游记》究竟是哪一本呢？它当然不可能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不仅文字数量不一样，还因为虞《序》中提到过：“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又说：“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起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前句中“马”指白马，“木”指猪八戒；后句则显然指孙悟空自称美猴王、齐天大圣而又大闹过天宫事，而这些人物和情节均为《取经诗话》所无。那么，会不会指百回本长篇小说《西游记》？或《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或《西游记传》呢？当然也不会，因为这三者虽然都有白马和猪八戒，还有孙悟空自称美猴王、齐天大圣而又大闹过天宫，但三书大都撰写或刊刻在万历期间，再早也早不到嘉靖之前，虞集不可能在三百年前就预料到三书的出世而加以评论。那么，会不会是指《西游记》平话呢？曾有论者认为虞集序的确是《西游记》平活。因为据“魏徵梦斩泾河龙”和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所载片段及其注解来推测，当时出现的《西游记》平活（甚至不止一部平话）的人物和情节已大致符合虞集《序》所指出的情况。但是，这本《西游记》平话却仅仅是十万言，充其量十万余言，根本没有“数十万言”之多！

那么，“数十万言”会不会是笔误呢？说的也许是“十数万言”呢？当然，在某些评点者对所评之书字数估计或有笔误的情况是不少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中的袁于令题词就曾说《西游记》有“数百万言”；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所著录的世本《西游记》陈元之《序》亦曾称《西游记》有“数千万言”。相比之下，虞《序》把十万言的《西游记》平话说成“数十万言”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但问题是袁于令《西游记题词》题的就是《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本，此本文字多少，袁于令亲自所见，事实俱在，他在题词中说有“数百万言”，肯定错了。而孙楷第小说书目所著录的陈元之《西游记序》“数千万言”一语中的“千”肯定也有误，这我们只要核对一下世本《西游记》陈《序》原文，就可发现这个“千”字乃是“十”字，即“数十万言”。这当中，不是孙目移录有误，就是所据版本不同出错。但是，虞《序》所说的“数十万言”，却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虞《序》真出于虞集之手，那么，虞集写《序》时是读过衡岳紫琼道人出示並请他“一序以传”的那本《西游记》的。如果这本《西游记》就是那本“十万言”的《西游记》平话，虞集怎么会将它写成“数十万言”，即至少比原书文字多出数倍呢！紫琼道人大概也会发现虞集是夸张其词到不恰当的地步了。虞集是当时文坛名家，文章老手，“十万言”一书与“数十万言”一书难道会分不清吗？问题是如果虞集所序的《西游记》的确是“十万言”，那么，与汪象旭所发现的“古本《西游》”达数十万言的情况又不符。因为汪象旭把虞集《序》重新拿来刊在他的《西游证道书》上作“卷首”时，是非常明确地将那本借以评点的《西游记》白文，称作是“古本《西游》”的，这在《西游证道书》每页的版心上都标着“古本西游第x回”七字可证。何况，另外他又在新加的一般称做唐僧出世故事的第九回回评中提到他所发现的“大略堂《释厄传》”古本呢！这情况似乎表明，汪象旭所称“古本《西游》”，实即虞集所序的《西游记》，因此，他才把虞集之《序》搬来同时刊出充作“原序”。这本“古本《西游记》”，即《西游证道书》的白文，无疑的确有“数十万字”。这样说来，似乎极顺理成章的；然而，危机也就隐伏其中。因为我们且不说这本《西游证道书》的白文，主要内容不过是同属世本系统的百回本而已；还产生了如下的问题：既然虞集《序》明白宣称“此国初邱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那么，我们要问，在邱处机那个时代，他能写出“数十万言”的《西游记》吗？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断然否定的。不但号称“神仙”的长春真人邱处机不可能撰写，连其它任何天才人物也决不可能创作，为什么？我们在前文早就简扼地明确指出，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並没有为他们提供那样的文化条件，中国通俗小说史的发展演变也未能为他们形成那样的文化背景。

如前所述，邱处机生活在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初的南宋时期北方金国和蒙古。然而，中国古代小说史早已证明，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到唐代传奇，都是文言短篇。迨至两宋，随着话本的发展，出现了相当繁荣的白话通俗小说，然而都是短篇的形式。所谓话本，就是当时社会上广泛出现的说话艺人说唱演出的底本。由吴自牧撰写的主要记叙南宋都会临安（杭州）都市生活的《梦梁录》，曾经描写当时讲唱文学流行的盛况：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有谭谈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徐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土、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

这里所说的小说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当然还有不同。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一种讲唱文学。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它的源头就是这种讲唱文学的底本即话本发展而来。明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也说过：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沈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

这就很清楚，南来时期的杭州只有短篇的话本流传，而且主要供说话人演唱的；一直到元代后期甚至明初，《三国》、《水浒》等长篇小说的雏形才逐渐出现。因此，南宋后期的北方，难道就能出现“数十万言”的《西游记》了？这当然不可能。所以，邱处机根本就与“数十万言”的《西游记》无关。汪象旭故意将虞集《序》充作《西游证道书》“卷首”，又有意作《邱长春真君传》，並在传中写明邱处机有“《西游记》行于世”，说到底，其实是一种以假充真的手法而已。因此，至清末，邱处机作神怪小说《西游记》的说法，终于引起人们的怀疑，以至最后被否定，而把《西游记》的著作权归于淮安人吴承恩。但是，当时人们否定邱处机著作权的论证方法，却主要承认《西游记》中多淮安方言，且小说中又有明代内容所致，故与我们这里所采取的论证角度不同，颇可说异途同归。

本书篇目：

十、《西游记》陈《序》称“旧有《叙》”是指虞《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