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之争的思考与辩证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如果说不包括作者在内的研究是残缺的,那么作者的误植则是更大的遗憾,所以,吴承恩是否确为百回本《西游记》(以下径称《西游记》)作者的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这种关注投有表现为强烈的反应,但研究者审慎地予以回避也是—种衷示。

从搜集、考辩资料的角度来说,问题的提出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笔者在对“是”与“否”双方的材料作了面上的逻辑思考和研究了《西游记》的方言之后觉得否定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证据是不充分的,至少目前还不能对吴承恩的地位构成真正的威胁。

 

一、  思考:对否定的否定

 

否定的意见之所以不能成立,除了它所依靠的材料本身还有待证实外,还因为它不能从逻辑上解释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问题。

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射阳集口卷》,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一条是最接近吴承恩的明确记载,距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不过四十多年。以吴承恩“名震一时”的影响而论这条著录应是相当可信的。以这条记载为骨干,辅以同“志”《人物志·近代文苑》中的吴承恩小传,吴承恩好友陈文烛、“通家晚生”吴国荣所作的《射阳先生存稿》的序跋,清初乡人吴玉搢、阮葵生的记述,便构成了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主要证据。

言否者的主要疑问在于这条着录没有说明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多少卷多少回,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所以便怀疑有同名异书的可能,认为据此还不能断定百回本《西游记》便是吴承恩所作①。笔者认为问题的提出固然很重要,但这样的理由假想的成份太重,明显地缺乏后续手段。按正常的逻辑处理,要证实吴承恩的《西游记》确系异书,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找到吴承恩同名异书的《西游记》或有关资料,二是考出百回本的真正作者。而目前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难得出令人比较信服的结论。

先说吴承恩《西游记》为异书的问题。要弄清是否属于异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找出异书或有关资料。丘处机的《西游记》与百回本曾经有过误植,最后便是通过对百回本中官制的考察和从《道藏》中找出丘处机的异书,使两书互见的方法解决的。对吴承恩《西游记》的疑义,也仍须如法炮制。但目前却没有一条有力的证据说明吴承恩确有过一本其它样式的《西游记》(关于《千顷堂书目》的著录和吴赴荆府途中作纪行游记的推测,笔者认为都不构成有力证据,理由下文详述)。

再谈百回本的作者问题。构成天启《淮安府志》著录价值的,不仅是它的文字记载还因为记载本身符合百回本成书的实际情况。其一,从百回本回目对仗工整的情况看,其成书不早于嘉靖之初②。当然又不迟于万历前期,如果再精确一点可说是成书于嘉靖十五年后至万历初之间(1536—1572)。而吴承恩恰恰生活在这一时期(1504—1582),其著作的最佳年龄恰恰复盖了百回本成书的全部间隙。其二,从百回本所使用的方言来看,作者应是江淮方言区人(理由下文详述),吴承恩也符合这一条件。其三,百回本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其内容的丰富和文采都是从前各类《西游记》所不能比拟的,显然,作者对神话、志怪及笔记不仅博闻强记,且应有可观的文采。这一条,吴承恩也具备了,现存于《射阳先生存稿》中的《禹鼎志序》、  《二郎搜山图歌》等大量浸润着浪漫色彩的

诗文和独出心裁的《先府君墓志铭》可以作证。

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这些外围因素,  《府志》的记载便不会那么引入注目了。反之,要为百回本另寻一位作者,又何能撇开这些因素呢?目前持否定意见的同志还没有一位能提出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所以,  “异书说”是不能成立的。

 2.关于《千顷堂书目》的著录

认定吴承恩非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主要证据是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在史部舆地类中收录了“吴承恩《西游记》”。

《千顷堂书目》的著录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以这条资料的来源(过录),著者的身份(非淮安人、非明人),著录的时间(清初)而论,均不能与言是者所持的主证、旁证相抗衢,但因其恰是规定了“吴承恩西游记”的性质(舆地类),发《府志》所末发,所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是,特殊并不意味着有力。要使它变为有力的证据,还有赖于其它几个相关问题的解决。1.《千顷堂书目》所录书目是否皆为黄虞稷所藏或亲见,分类是否确保无误 ? 2.黄虞稷何以得见吴承恩纪行的《西游记》 ? 3.吴承恩是否可能作一部纪行的《西游记》?

第一点在争论中是一个重要的论题。有研究者认为《千顷堂书目》皆黄氏亲藏目睹(3),便有人拈出其中十三朝《实录》和《永乐大典》证实并非如此,并推想因为丘处机的《西游记》是纪行,因而黄氏在翻录天启《淮安府志》见到“吴承恩《西游记》”时便以此类推,将其纳入舆地类(4);有人认为黄氏的分类不会有误(5),便有人找出黄氏的错处,说明《千顷堂书目》确有想当然误记和分类上的错误(6)。

这个问题是否能说得清,笔者颇为怀疑。目前,即使能证明黄氏所录并非全部目睹,那么又怎能证明吴承恩的纪行《西游记》并非目睹?即使证明了黄氏分类有误,那又怎能证明“吴承恩《西游记》”一条也是错误?清注意言否者章培恒先生的一个观点 “即使它(《千顷堂书目》)确是《国史经籍志》那样的性质,但既然黄虞稷是著名的藏书家,也就不能排除黄虞稷确实藏朽吴承恩《西游记》的可能;纵使他确未藏有此书,但也不能就此断定他之把吴承恩《西游记》列入地理类乃是毫无根据的瞎编。”⑦有了这一条,再按目前的方法争论,章先生实际已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尽管我认为“千顷堂书目”确有问题(地理类是黄氏功力最差的一类,许多地理书都未著录,如《徐霞客游记》在《千目》原未提及,后来由吴骞补入。《千目》的错误,卢文绍、吴骞都已指出不少)但并不准备以此为证据参加讨论。笔者以为恰当的方法是暂且离开对《千顷堂书目》实际意义不大的考证,再从一般的逻辑关系上想想,如果能证明黄氏收藏吴承恩纪行游记一说和吴承恩作游记的推理与事理悖行,那么争论也许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第二点尚未引起注意,这便是一个逻辑问题。即如果《千顿堂书目》的著录不误,那么黄氏是何以见到这本书的?明末清初,著录了吴承恩资料的人不在少数,至少挚友陈文烛(同代人,淮安知府),陈耀文(同代人淮安府推官,淮安兵备副使)、吴国荣(“通家晚生”),丘度(表孙,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卿)的直接记载是相当可信的,他们都参与了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清初同乡的学者吴玉搢、阮葵生等的记述也应是有—定参考价值的。但他们都没有说过吴承恩有过一本纪行的游记。请注意,纪行游记可不象通俗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说他们回避提及百回本《西游记》是可能的,而说他们回避提及纪行的《西游记》就说不通了,他们都没有见过府志已经著录过的吴承恩的纪行游记,和吴承恩并非同乡,又非同时人且未见有任何联系的黄虞稷是怎么见到的呢?这显然也是不易说通的。我们并不苛求对每条资料都要弄清来龙去脉,但对黄氏这样—条在逻辑上难以说通,有重大疑问的资料是否有必要追问—句,要求有合理的解释呢?

第三点吴承恩有否可能作一部纪行游记的问题,且归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   

 3.关于吴承恩是否曾出任荆府纪善的问题

吴承恩曾经有过“荆府纪善之补”⑧,已没有疑问。有争议的是他是否曾实际到任。一般的意见是认为他没有赴任。⑨如果确是这样,问题便比较简单,他作纪行的《西游记》也就不可能了。但这个问题还没有考得很实近来有研究者提出证据,说明吴承恩是到任的(见张宏梁、彭海的《吴承恩出仕荆府纪善考略》,刊于淮安“西游记研究会”会刊《西游记研究》第一辑)。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将这种可能考虑在内。

假如吴承恩确实去过湖北,是否就构成了吴承恩写游记的佐证?否。首先,认为吴承恩曾经到任的主要证据之一便是百回本中的许多地名与蕲州荆府周围的地名相符。倘若考实,也只能证明吴承恩与百回本有关。其次,从现有有关吴承恩的资料中,找不出任何吴承恩写游记的证据,且不论是南游记、北游记。吴承恩不止一次到过北京,南京,也到过杭州、苏州,在这些昔日的京华帝都、天堂之地都不写游记,又有什么理由就认为他一定写西游记呢(《千顷堂书目》的著录此刻当然排除在理由之外)?其三,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有陈元之的序,云:“《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河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10)这三种说法,都和王府有关,可见是当时的通行说法,其中“出八公之徒”一说,似更可信,只是过去一般都认为吴承恩没有去过荆府,百回本的作者也没有疑议,故多忽视。如果吴承恩确实到过荆府,那他便可称为“八公之徒”了,陈元之的话不就指实了吗?此消彼长,即使吴承恩曾经到任,实在也无助于《千顷堂书目》所录的成立。至于章先生提出所谓“出八公之徒”可能和鲁王府有关的问题,我想这首先无助于证成吴承恩西行并作游记,然后才能论及鲁王门客作百回本是否属实。

显然,不管吴承恩是否去过荆府,以它作为支持《千顷堂书目》著录的支柱都是不行的,反而说明吴承恩作游记一说的有悖情理和黄氏著录的可疑。

最后再说一下关于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将杂记当作小说(日本田中严持此说,见④苏兴文所引)和官修志书不收通俗小说的问题。关于杂记算不算小说,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分小说为十流  “八日杂记……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叔敬《异苑》,此皆谓杂记也。”清初褚人获《隋唐演义序》云:“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薄,斯固然也。第既有总记之大帐薄,又当有杂记之小帐薄。此历代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都是确切的证据。至于官修志书不收通俗小说,有人举了不少清代的例子(11),但明代(直接说是万历之前)通俗小说尚未大盛,仅有的几部如《三国》,《水浒》,《金瓶梅》等从一开始就作者不明,如果淮安人明确知道百回本为乡人所作,且作者“名震一时”,作品又“妇孺皆知”,而循志怪故事将其以“杂记”入志也未尝不可。当然,这是推想,但绝无仅有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如果我们解决了方言问题之后,这种存在方式就完全可能是现实的。 

 

    二、辩证:关于方言问题之我见和证据

  

这一部分试就方言问题论证百回本的作者是吴承恩。

争论中比较统一的意见是,百回本《西游记》中的方言是解决作者问题的重要依据。但是在如何确定具体的方言词的所属时,却有较大的分歧。

确定方言词所属,本来并不复杂,至少较前一部分所述的几个问题要容易说清。造成复杂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关于方言的几个概念没有澄清。

1.关于吴玉搢、阮葵生所述的价值观

吴玉搢在他的著作《山阳志遗》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之手无疑。”此后,阮葵生又说“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出淮人之手无疑。”  (《茶余客话》)再后,丁晏又复述了这两段话(《石亭纪事续编》)。

所引两段话研究者们都注意到了。言“是”者当然以其作为有力证据,言“否”者却认为吴,阮,丁没有具体论证,所以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且可能是吴玉搢等先看了天启《府志》的记载后以百回本小说附会上吴承恩纪行游记的。

吴、阮,丁没有作具体论证属实,附会与否尚属推测可暂且不论。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吴、阮,丁记载本身的价值,这是要点。吴、阮、丁三位不同时期的淮安学者持同一意见决非偶然,试问,历史上曾有过另外地方的谁声称过《西游记》多“吾乡方言”否?没有。百回本曾误植于丘处机名下,有哪位山东人因此说过“多吾鲁方言”否?没有。桂馥《晚学集》说:“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又有哪位福建人因此声明“多吾闽方言”否?也没有。杨致和、朱鼎臣都有一本《西游记》,还是没有哪个二位的同乡说百回本使用了他们的方言。

即使是今天,也只有淮安人肯定地说“是”(争论出现之前发表的文章即有《淮阴师专学报》80年第一期《谈谈(西游记)注释中的问题》,83年第一期《<西游记>方言注释问题等》)而不见其他人肯定地说“否”,质疑激烈如章培恒先生,也只是说其中有一些吴方言词,作者“可能”是吴方言区人。因为章先生也很清楚,《西游记》和《海上花列传》等的方言色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希望在讨论方言时能从“考证”中解脱出来,不要因为吴、阮、丁没作具体论证就轻易否定。须知,存在本身就是价值。

至于清初黄太鸿“篇中多金胶方言”一说,和吴,阮、丁所说的并不矛盾,金陵和淮安同属江淮次方言北区,可作共同看待。如果在江淮次方言北区内另有哪一位和吴承恩一样具备作百回本《西游记》的其它条件,那么,吴、阮、丁和黄太鸿的说法对他就具有几乎同等的价值。

2.关于“淮安方言”概念的约束

严格地说,  “淮安方言”是一个不科学的概念.现在大家都这么用也未尝不可,但必须将它的内涵和外延摘清楚,来个约定,这也许会有助于关于方言问题的讨论。

所谓方言,是经过分化,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各自形成特点的地方变体。一种方言中又会形成若干次方言,次方言之下又会有许多土语,如北方话中有江淮次方言,淮安方言(为方便起见仍沿用这个词)即是江准次方言北区的一个土话。方言区域不同于地理区域,不可能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到了江淮次方言北区话这个范围内,除个别特殊问题外(下文详述),要大量地确切地肯定书面语言

中哪些话仅为淮安所有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当然我们希望能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证成百回本方言属于淮安话,但应当说明,在江淮次方言北区内没有第二个“作者”的情况下,只要证成百回本方言属于江淮次方言北区话,即足以构成旁证。如果江淮次方言区内任一地内有“第二个”如吴承恩那样的作者出现,讨论方言问题就基本上失去了意义。

3.百回本《西游记》方言色彩的鉴别

百回本中确有一些吴方言词,如章先生提到的“落下”(另外提到的十条倒不一定是,清末民初修成的《曹甸志·方言》即有“置物为安”一条,曹甸镇,旧属淮安,现属宝应县),除此而外,还一次出现过“格”,数次出现“家(价)” 的词尾,两次出现过“伊”,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吴方言词。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其—,淮安自吴,越修邗沟始就一直是交通要道,运河沟通后,尤其如此。天启《淮安府志》记“淮总南北之会,杂江,浙、山,陕、徽、吴以居,至长子孙,俗尚亦有不尽然”。这里所说的“俗尚”,当然包括方言。外地商人中,主要经营绸布业的浙江、江南人不仅势力很大,且由于运河的关系,又都集中在河下镇上,有大布店多处,经营绸布批发业务等(12)。吴承恩是河下人,家中又多年做丝线、彩带、花边生意,和经营丝绸的江南客商接触是很多的。其二,江淮次方言本来就有北方方言向吴方言过渡的性质, 不少词汇如“亮月”  “雷堆”等都是共有的。其三,宋,元至明之间有过大的迁徒,移民多来有吴方言区,沈坤即是一例。据地方方志和族谱等有关资料记载,元末江淮一带已是赤地千里,荒无人烟,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从江南大规模的向江淮间进居民,而淮安的居民大都来自苏州。直至今日,乡贤耆老依稀仍记得自己的祖先来自苏州阊门。吴承恩的好友,嘉靖间状元沈坤,其家族的有关墓文就清楚的记载来之苏州。明初大迁移距吴承恩时代不足二百年,语言中有点吴方言有何奇怪?其四,吴承恩本人曾频繁往来于大江南北,和江南名士徐中行(长兴人)、何良俊(华亭人)、文家父子(长洲人)等均有密切往来。特别是有过浙江长兴任职的经历。由于这些情况,百回本中出现一些吴方言词或其它方言词都是可能的。

问题不在于找出百回本中有哪种方言词,否则很广泛的区域内的同志都可以找出几个本地使用的方言词作为肯定或否定的依据。关键在于判断百回本的基本方言色彩。说穿了,就是解决方言词的量的问题。量的积累是质的最关键的因素。鉴别方言词的工作已有不少同志做了,其中还有几位是专门研究语言的,找出江淮次方言词已逾几百条且都可以在淮安的日常口语中找到例证。其它方言区域或许能够占有其中一部分,但绝不可能占有全部。这就印证了“他方人读之不尽然”的说法。而吴方言词不仅在书中出现甚少,且最常用的一些基本词汇如表人称的阿拉,我伲(我)、侬(你);表时间的旧年(去年)、开年(明年),今朝(今天),明朝(明天)、辰光(时间);表亲属的爹爹(父亲)等都没有出现。清代不少吴语区学者如桐乡人陆以恬等对吴、阮、丁的“又多淮郡方言”亦表同意并照转照录。

这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基本方言色彩。相信有过在江淮次方言区生活经历的同志都不会有何异议。   

顺便提一句,很多研究者研究方言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肃秋注释为据。其实黄先生是北方人也不甚通晓淮安方言,在淮安人看来不仅注释错误很多,且在文意上也有不通。前面提到的《淮阴师专学报》上的文章即是针对其不通而言的。

笔者很赞成章培恒先生的一个观点:方言问题对肯定作者是至关重要的,“肯定吴承恩为百回本作者的人应该对书中的方言作进一步研究,提出确切有力的证据来”(13)。下面就据所知就几个比较特殊的方言问题对吴承恩是否拥有著作权试作论证。

一、可印证的方言词

 淮安明清期间治学刻书之风甚浓,其中保留下不少土风民俗,现拈出几条可用于印证的方言词,姑且算作对吴、阮著作的补充。

    1.二十五回:  “镇元子问唐僧四众可曾从五庄观经过,行者闻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曾,不曾,我们是打上路来的。”“有物”,—般指胸有城府,心中有数,反之则为“没料”。明代淮安人,吴承恩的乡前辈潘埙《熙台公集·送中丞毛滇移镇江南》诗中有“胸中有物自经济”(14)。明末扬州人李清所着《梼杌闲评》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丑驴日终心中有物”亦可为证,因扬州和淮安同为江淮次方言北区。

    2.八十六回:  “今日哭一日,明日哭一日,后日复了三,好道回去。”复三,是淮海地区旧日迷信风俗,人死下葬,当日只堆土高出地面,第三天家人再去烧纸,添土成坟,表示埋葬过程结束,叫做“复三”。北宋淮安人徐绩《北神烈妇序》:  “烈妇既葬之,三日复墓以归。”(15)

3.七十二回:  “一个个汗流粉腻透衣裳,兴懒惰疏方叫海。”海,意为某事结束,完结。民初《王家营志·方言》有“罢休曰海”一条。王家营,今淮阴县所在地.与淮安城相距十五公里。

4、二十八回: 悟空被逐,重回花果山,“把旗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

斗,拼凑。荆贵生《古代汉语》称其为典型的江淮方言。  

二,百回本不同版本提供的证明

l:二十六回:小妖寻宝,  “都去地下乱摸,草里胡寻,吞袖子,揣腰里,那里得有。”吞,方言。清代各本因不懂,大多误刻为“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在二十六回处改为“挖”。而在淮安,谁都知道“吞”是摸、掏的意思,

如“吞雀子窝”。此义项用于此处再合适不过。

2.六十八回:  “行者道:  ‘我有几个草头方子,能治大病,管情医治得好他便是。”是,是江淮方言十常用的词尾。《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因不懂,改为“了”。李评《西游记》刻于苏州。

三、等语线原理的试用

等语线(又称同语线)是语言学上的术语,它采用在方言地图上将具有某种具有一方言特征的地点联结成线的方式,来表示某种方言特征的分布境界。前面说过,淮安属于江淮次方言北区话。北区话又可分为淮海、淮扬,盐阜,金陵几个土语,淮安恰处在淮海,淮扬,盐阜几个土语的交界处,这就为我们

依据等语线原理测定百回本所用方言提供了可能性。

1.二十六回:  “你却要好生伏恃我师父……衣服穰了,与他浆洗浆洗。”原注:禳——秽、脏(《现代汉语词典》同)。原注显然不妥。旧时穿衣服要上浆,使之硬挺,穿的时间长了,软了皱了,就意味着要浆洗了。淮安话中“禳”作软

讲,如“这条扁担太禳担不起”,与文意相符。这个意思在淮安以南使用较多,但在淮安以北的涟水县,禳已引申为“累了”、  “吃不消”的意思。可见“禳”的等语线北端在淮安。,

2.六回:“二郎见了……变作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来搛。”,搛,江淮方言南部(包括吴语区的一些地方)称用细长的东西夹物体为“搛”,如“搛菜”。使用范围仅限于淮安以南,在淮安还是难以置换的,但在以北数十里的淮阴市,涟水县均已用“叨”来表达了。显然,“搛”的等语线北端在淮安。

3.十四回:“三藏闻言,回头央浼刘伯钦道;‘太保啊,我与你上山走一遭’。”(另多处出现“央”)。央,央浼,请、请求的意思。今淮阴市出现频率很高,特别是“央”。自淮安始,以东以逐渐少用,故其等语线的东端、南端应在淮安。

  4.六十六回;  “抓肠蒯腹。” 蒯,原注:抓、挠、骚,在淮安以北的沭阳县,涟水县一带使用较多,淮安以南减少。其等语线南端在淮安。

5.海(见前引)。海,前已说过,  《王家营志》有“罢休曰海”。这个词在淮安县以北的淮阴县,沭阳县等地是常用口语之一,而在淮安以南.以东,则逐渐减少。它的等语线南端、东端在淮安。    

显然,淮安是上述方言词的等语线的交点,能同时使用这些方言词当然是淮安人无疑。

另外,百回本中许多方言词在淮安话中不仅常见且是无法替换的,如“捏脓”(糊弄人)、“没头蹲”(全身投入水中)、“刺闹”(痒)、“迄进进’(咬的声音响亮清脆).“滑古几的”(滑溜抓不住)、“穿换”(调换)、“二滴水门楼”(淮安明清的一种建筑风格。第一次全国《酉游记》学术讨论会召开时,曾有人多方寻找这种建筑,最后恰是在淮安河下找到的)、“回了性”(醒悟)……等,避繁不一一引出。这些词,其他研究者也注意了,但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在淮安话中这些词是难以置换的。

笔者按:笔者最近在湖北蕲州对吴承恩是否赴荆府之任一事作了实地考察,印象是;吴承恩不但到过蕲州,而且在写《西游记》时采用了不少蕲州的材料。因此,吴承恩赴荆府作纪行《西游记》一说,可断然否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5)(7)(13)  章培恒:  《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83年第四期,《再论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86年第一期.以下所引章先生的论点亦均据此两文。

    (2)  参见《辽宁大学学报》82年第二期朱世滋文《章回小说回目形式浅深》。

    (4)苏兴:《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85年第一期.

    (6)谢巍:《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研究》,《中华文史论丛》85年第四期。

    (8)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见于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附录》。

    (9)  参见苏兴《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研究者一般同意此说。在(4)引苏兴文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另参见(6)谢巍文。

    (10)  据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转录。

    (11)  杨秉琪:《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所作》、《内蒙古师大大学报》85年第二期。

    (12)参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傅崇兰《古城淮安探源》“年1—3月各期。

    (14)  潘埙《熙台公集》,明版,现茂淮安图书馆。

     (15)  天启《淮安府志·艺文志》.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3---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