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儒”人格的反思与批判
唐僧新论

曹 炳 建

自北宋以后，随着封建汉唐盛世的不再，封建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然要求弱化民族个性。与之相适应，便是程朱理学的兴起。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其最高目标，提倡“醇儒”式的理想人格，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西游记》中的唐僧，就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分析这个形象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对于我们理解整部《西游记》，理解宋明理学与文学千丝万缕的内部联系，都有巨大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唐僧俗名陈祎，法号玄奘，是唐代真实的宗教人物。他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边境，毅然西上，以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取回经书，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充分体现了唐人不畏艰险、奋发有为、勇于进取的务实精神。

就是这样一个形象，随着国势和民族个性的弱化，也在改变着自身的面貌。在产生于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唐僧虽然“野性”未尽，曾要求猴行者“何不去偷一颗”蟠桃吃，并以自己的法力救了痴那之命，但总体来说，他本身已经缺乏取经的实际本领，步步需要猴行者的帮助。这样，到了元末的《西游记平话》，“降妖除怪，救师脱难，皆孙行者神通之力也”[1]，唐僧个性更为孱弱。

简略的回顾，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游记》中的唐僧。让我们先来客观地审视一下这个形象。

《西游记》中的唐僧，首先表现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具有特殊的身份和较高程度的专业知识。他原本是如来的二徒弟，只因“不听佛祖谈经，贬下灵山”[4]。他所以被选中主持水陆大会并被观音选为取经人，就在于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经万典，无所不通；佛号仙音，无般不会。”这说明唐僧不仅具有一定的“等级”和“身份”，其佛学造诣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没有他，西天取经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沙僧就曾对假猴王说：“兄若不得唐僧去，那个佛祖肯传经与你！”其次，他对取经抱着坚定的信念，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殉道精神。他不怕妖魔鬼怪，明明知道此去吉凶难保，但仍然不顾一切，束装前进；沿途多次被妖魔捆绑、吊打，甚至要被蒸煮，他并没有退缩之意。他不慕荣华，乌鸡国王要把王位让给他，他“那里肯受，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经”；女儿国王“愿以一国之富招赘”他，他情愿死也不肯招赘。他不惑女色，琵琶洞女妖“弄出十分娇媚之态”引逗他，他却“把这锦绣娇容如粪土，金珠美貌若灰尘”；老鼠精威逼他成亲，“他在这绮罗队里无他故，锦绣丛中作哑聋”。这些，都体现了佛教徒虔诚的宗教信念。其三，唐僧善良而富于同情心。他看到人参果的模样与“三朝未满的孩童”相似，怎么也不肯吃。他听说灵感大王要吃童男童女，便“止不住腮边泪下”，力促悟空、八戒前去降妖。“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这两句名言很能体现他的善良品质。

唐僧也有不少缺点。这主要表现在：

一、懦弱无能，胆小怕事。唐僧虽然具有献身和殉道精神，但在取经的具体实践中，却表现为百无一能。一路上他一听说有妖怪，就吓得战战兢兢，坐不稳马鞍。取经遇到了困难，他也是束手无策，毫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被妖怪捉住时，他除了乞哀告怜，就只会哭。他从未化过斋，在盘丝岭化了一次斋，却被蜘蛛精吊在梁上。因此，他被悟空、八戒送了一个雅号——“脓包”。

二、是非不分，人妖不辨，盲目慈悲，固执己见。在不少情况下，唐僧缺乏判断是非、人妖的能力，又很少相信别人对事物的判断，只按照自己信奉的教条行事。这种特点再和盲目慈悲结合起来，就使他是非不分，偏听偏信，有时竟达到了顽冥不化的程度。“三打白骨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像银角大王、红孩儿、地涌夫人等，都利用了他的盲目慈悲和顽冥不化，阻碍了取经的进程。

三、自私自利，推卸责任。唐僧虽然强调慈悲为怀，但在某些时候，却只为自己打算。孙悟空揭皇榜为朱紫国皇帝治病，他却骂道：“你这泼猴，害了我也。……你连药性也不知，医书也未读，怎么大胆撞这个大祸！”悟空要替镇海寺僧人捉妖，他又说：“徒弟呀，我的病身未可，你怎么又兴此念！倘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啊，却又不是害我？”特别是第56回，悟空为救他打死了两个强盗，他却为之大怒，“口里不住的絮絮叨叨，猢狲长，猴子短”骂个不停，又对着强盗的坟墓祷告说：“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暴露了他性格中的自私与孱弱。

总之，唐僧善良却又人妖颠倒、顽冥不化；具有坚定的取经信念和献身精神却又胆小怕事、自私自利；不惧妖魔鬼怪、艰难险阻却又缺乏识别与战胜妖魔、克服困难的实际本领——集中到一点，则表现为精神境界的崇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匮乏与性格的孱弱。

二

唐僧虽然是佛教徒的面目，但中华民族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吴承恩“尤未学佛”[2]，而以儒生身份对其形象刻画，都使唐僧形象更多地渗入了儒家思想的特点。换句话说，作为佛教徒的唐僧，更多地带有封建时代儒生的气质。

首先，唐僧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和顽强不屈的入世精神。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只能依附于统治阶级，因此，忠君爱国便成为知识分子遵循的重要准则。《西游记》写的虽然是取经故事，但其取经的直接目的，却是为了唐王朝“江山永固”，其佛教本身的目的倒在其次。唐僧自告奋勇取经时就曾对唐王说：“贫僧不才，原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第13回他再次声称取经是为了“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第48回他说得更干脆：“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女儿国国王要招赘他，他又说：“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却去西天取经？那不望坏了我大唐之帝主也？”第85回他被妖怪捉住，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今若丧了性命，可不盼杀那君王，孤负那臣子？”并对同样被捉的樵夫说：“事君事亲，皆同一理。你为亲恩，我为君恩。”佛教徒的唐僧确是有着忠君爱国的儒生情怀。

其次，唐僧坚定的取经信念，也表现为知识分子强烈的殉道精神。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对人生气节的推崇。《周易》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这正好从阴阳两个方面，对君子人格作出规范：一是要求君子具有强健的个性，奋发有为，昂扬向上；二是要求君子具有高深的道德修养，为了真理，为了正义，可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甚至于生命。这些都为历代儒生所推崇，并构成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唐僧性格中的进取一面，正是这种精神和宗教殉道精神的揉合。

其三，唐僧不少处世原则，常常是儒家的。他虽然也时常以佛理教导人，但更多时候，他口口声声所讲的却是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如“仁义值千金”（24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27回）、“人将礼乐为先”（36回）、“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47回）、“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80回）等等。这就使唐僧的善良也带上了封建儒生的特征，表现出特有的拘执和迂腐。

其四，唐僧的怯弱无能、胆小怕事，与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的“醇儒”式的人格理想有着重要的关系。自孔子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4]以后，儒家便轻视功业而重视道德，把“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仅仅统一到“厚德”即进德修身方面。 程朱理学更是把“醇儒”作为追求的理想人格，要求人们“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5]。这样，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内省”，而很少想到“外扩”，似乎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对社会的战斗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唐僧身上的弱点，正和这些知识分子如出一辙。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唐僧实际上是封建知识分子和虔诚佛教佛的复合体——面目是佛教徒，而骨子却是儒家的。

三

吴承恩一方面把唐僧塑造成具有崇高信念的理想人物，一方面又把他写得软弱无能，这二者的矛盾，既体现了明代后期社会人格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又表现了作者矛盾的创作心态。

明代后期，是一个在动荡中孕育着巨大变革的时代。随着思想领域启蒙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不知职掌何事”[6]，“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7]空谈无用的“醇儒”人格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王阳明就批评理学家们“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8]李贽则臭骂当时儒生“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如同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9]黄宗羲也批评理学家们平时高谈阔论，用以“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10]，以至于“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11]。到了国家危难之际，那些儒生竟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12]。 这同唐僧明知“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但因“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一样，虽然充满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悲壮情怀，却很难让人肃然起敬，反而使人感到可悲与可叹。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醇儒”人格的悲剧。

对传统人格的反思与批判，必然导致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弊端，强调“知行合一”，强调不能离开“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13]。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则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14]的著名命题，表现了对务实人格的倡导。而尤为当时人们所向往的，则是以“狂”为外部特征的自由、开放型人格。王阳明就称自己具有“狂者的胸次。”[15]王畿则“宁为阔略不掩之狂士，毋宁为完全无毁之好人”[16]颜钧主张撇开一切“道理格式”，“率性所行，纯任自然”[17]。罗汝芳则要求“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 纵横任我”[18]。祝允明以“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19]而闻名。徐渭则行为举止奇奇怪怪，近于疯癫。李贽可说是明代狂人之首，被称为“异端之尤”。此外，像著名戏曲家汤显祖、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等，也都带有“狂”的特征。

正是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再加上吴承恩“屡困场屋”[20]，激发了他“迂疏漫浪”[21]的狂放个性。他自称“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22]，“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23]。特别是他深感自己一介书生，虽有经国宁民的良好愿望，却于国于民丝毫无补，以至于“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24]，激起了他对封建儒生软弱性格和处理实际问题能力匮乏的现象的极大不满与深刻反思。表现在《西游记》中，则是他形象地展现了唐僧的懦弱无能及种种迂腐拘执行为，对“醇儒”人格予以一定程度的怀疑和嘲笑。同时，将自己的理想人格——富有抗争与进取精神并具有真才实能的人格，寄托在孙悟空身上，满腔热情地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西天降妖的斗争。特别是作品第36回，似乎是专为这两种人格的对比而设计的：师徒们来到宝林寺，唐僧担心悟空“言语粗疏，性刚气傲”，“冲撞了本处僧人”，便自己前去借宿。他奉着“人将礼乐为先”的儒家教条，低声下气向僧官求情，却被左右刁难，气得他“欲待要哭，又恐那寺里的老和尚笑他；但暗暗扯衣揩泪，忍气吞声，急走出去”。而悟空进寺，痛骂佛像，打破大门，打碎石狮，吓得僧官及寺中五百僧人，“齐齐整整，摆班出门迎接”。两相对比，充分表现了“醇儒”人格的迂腐无用，歌颂了富有抗争精神的人格。

但是，同文学史上不少作家一样，吴承恩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于自己所属的那个阶层，还带有某种温情和深深的眷恋；他的基本思想，虽有别于程朱理学，但仍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因此，他虽然对“醇儒”人格不满，但并不完全否定，而且依然让唐僧居于取经集团的中心地位，并隐隐向人们透露：西天取经非唐僧莫属，只有像唐僧这样具有高深的道德修养的人物，才能牢牢把握取经的正确方向——这当然与“取经”故事的原型和演变有关，作者不可能完全推翻取经故事的大框架而重新虚构——但与吴承恩本人的思想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唐僧形象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他表明传统的富于古典美的人格模式的一统地位开始动摇，新的人格审美观念开始出现。《西游记》之前的文学作品，传统伦理型的崇高人格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主人公的精神境界足以让人钦敬和奉为楷模，其道德情操几乎全部被予以肯定和赞美，甚至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莫不如此。《西游记》则不然，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唐僧虽然也有不少让人钦敬的地方，但更多的却让人感到可笑与可叹。相反，贪欲不泯、粗夯蠢笨的猪八戒和敢于打破天宫秩序、好勇斗狠的孙悟空，却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西游记》之后的《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特别是再后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则较《西游记》更进一步：对传统人格予以无情的批判和鞭挞，主要人物和传统道德标准完全背离或者根本就是反传统的，新的人格理想逐渐在取代旧的人格理想——这是文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的一个巨大的变迁。由此不难看出，《西游记》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由雅到俗，由贵族文学向市民文学，由古典审美趣味向近代审美趣味转化的桥梁，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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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鲜·边暹：《朴通事谚解》，见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1990年版第250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0页。

[3] 朱熹：《周易本义》卷一。

[4] 《论语·雍也》

[5]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之四。

[6][7] 《明史》卷二五三，《王应熊传》；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8] 王阳明：《传习录》上。

[9] 李贽：《焚书》卷四，《因记往事》。

[10]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11] 李塨：《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

[12] 颜元：《存学编》卷二《性理评》。

[13][15] 王阳明：《传习录》下。

[14][17]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

[16] 张元益：《龙谿墓志引》。转引自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18]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

[19] 顾璘：《国宝新编·祝允明传》。

[20]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见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第14页。

[21][22][23][24] 刘修业辑《吴承恩诗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3、25、182、17页。

（原载《中州学刊》1999年第4期。发表时对原稿的删除部分，在此由作者照原稿内容部分地予以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