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节传簿》所载“西游”戏曲考
――兼与蔡铁鹰等先生商榷

曹 炳 建   杨   俊

    摘 要：本文对《礼节传簿》所载“西游”戏曲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唐僧西天取经》一剧产生于明代前期，而非如学者所言是“元代戏曲初起时的遗存”或“宋代”剧目。《礼节传簿》所载“西游”戏曲的发现，弥补了《西游记平话》现存资料之不足；其中有关宗教内容，说明了《西游记》和民间宗教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丰富的想象力，又是《西游记》想象力的重要源泉。

关键词：《礼节传簿》 《西游记》 “西游”戏曲

《礼节传簿》全名《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1]，1985年发现于山西潞城县。此簿为古代农村举办迎神赛社活动的祀神程序，然为娱神娱人的需要，故保存了不少院本、杂剧、传奇、队戏等戏曲史料。该簿封面有“万历二年正月十三日抄立”等字样，经专家考证确为明代抄本，故十分珍贵。其中部分剧目敷演“西游”故事，对研究《西游记》具有重要意义。今就有关问题予以探讨，以期引起更多《西游记》研究学者的注意。

一

《礼节传簿》现存的有关“西游”故事的剧目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最重要的《唐僧西天取经》一剧。此剧主要见于《礼节传簿》的第四部分“哑队戏”。原文如下：

《唐僧西天取经》一单　舞

唐太宗驾，唐十宰相；唐僧领孙悟恐、朱悟能、沙悟净、白马，行至师陀国，黑熊精盗锦兰袈纱；八百里黄风大王，灵吉菩萨，飞龙拄杖；前到宝象国，黄袍郎君，绣花宫主；镇元大仙献人参果；蜘蛛精；地勇夫人；夕用妖怪一百只眼，■波降金光霞佩；观音菩萨，木叉行者，孩儿妖精；到车罕国；天仙，李天王，哪吒太子降地勇，六丁六甲将军；到乌鸡国，文殊菩萨降狮子精；八百里，小罗女铁扇子，山神，牛魔王；万岁宫主，胡王宫主，九头附马，夜叉；到女儿国，蝎子精，昴日兔；下降观音张伏儿起僧伽帽频波国；西番大使，降龙伏虎；到西天雷音寺，文殊菩萨，阿难，伽舍，十八罗汉，四天王，护法神，揭地神，九天仙女，天仙，地仙，人仙，五岳，四渎，七星，九耀，十山真君，四海龙王，东岳帝君，四海龙王，金童，玉女，十大高僧，释伽仸。上，散。

此外，在《礼节传簿》第三部分“昴日鸡”条下所记录的“正队戏”，亦有“《唐僧西天取经》，舞”剧目。由此可见，此剧不仅在“哑队戏”中表演，亦在“正队戏”中表演。

对于《礼节传簿》的文字，寒声等先生曾予以整理和注释（下简称整理本）[2]，但其中个别注释亦有可商榷处，如：

1、“唐僧领孙悟恐、朱悟能、沙悟净、白马”一句，整理本言“‘朱’应作‘猪’”，误。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有关“西游”故事的注文（下简称谚解本）[3]中就有“黑猪精朱八戒”；杭州飞来峰龙泓洞口“白马驮经”浮雕亦题有“朱八戒”字样[4]，至杨景贤《西游记》杂剧[5]方变为“猪八戒”，并为百回本《西游记》所继承。因此，此处的“朱悟能”和早期猪八戒姓“朱”是吻合的。

2、“夕用妖怪一百只眼，▉波降金光霞佩”一句，整理本称“夕用妖怪”“疑系‘多目妖怪’之误”，甚是；称“▉波降金光霞佩”“疑系‘毘卢婆降金光黄雾’”，亦是，然“毘卢婆”似应为“毘蓝婆”。现存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下简称世本）第七十三回写蜘蛛精与师兄多目怪合谋毒害唐僧，孙悟空打死蜘蛛精，请来毘蓝婆，破了多目怪两肋下千眼放射出的“森森黄雾，艳艳金光”。

3、“万岁宫主，胡王宫主，九头附马，夜叉”一句，整理本称“万岁宫主”“疑是‘祭赛国万圣公主之误’”，不确，当以“碧波潭万圣公主”为是。世本第六十二至六十三回写碧波潭万圣老龙为女儿万圣公主招九头虫为驸马，被孙悟空降伏事。

4、“下降观音张伏儿起僧伽帽频波国”一句，整理本称“很费解”，甚是。整理本又言：“据《西游记》八十回，无底洞老鼠精又名‘半截观音’，她曾在黑松林假冒‘贫婆国女’诱唐僧。知‘频波国’是‘贫婆国女’之误，‘伽帽’是‘假冒’之误，‘张法（伏）儿’是‘仗法儿’，‘起’疑是‘欺’，‘僧’字前漏一‘唐’字。如此，全句可为‘半截观音仗法儿欺唐僧，假冒贫婆国女’。”可备一说。然所谓半截观音在世本中即前文两次再现的地涌夫人，显有重复之嫌。按，杨景贤杂剧有“贫婆心印”一折，写孙行者和天竺国一位精通佛理的贫婆辩论佛理而被难倒的故事。此句或即写观音下降，假冒贫婆国女张伏儿，与唐僧师徒辩论佛理，并启发（起）唐僧师徒的故事。

二、散见的“西游”故事剧目，主要有两种：

1、《鬼子母揭钵》。此剧目于《礼节传簿》中凡三见：前两处分别见于第三部分“柳士獐”和“张月漉”条下，仅题剧目为《鬼子母捧钵》；第三处见于第四部分的“哑队戏”，记载比较详细，兹照录如下：

《齐天乐?鬼子母揭钵》一单　舞“曲破”。

八大金刚（八位），四揭地神（四个），诸天子□，观音，古伏，飞天夜叉（十个），伏■鬼子母，石头附马。上，散。

此剧本事出《宝积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入鬼子母国处第九“一节[6]。宋元南戏有《鬼子（母）揭钵》；元吴昌龄有杂剧《鬼子母揭钵记》，然均佚。杨景贤杂剧有“鬼母皈依”一折，写鬼子母之子爱奴儿（一名红孩儿）捉去唐僧，如来将爱奴儿罩于钵盂之下。鬼子母为救爱奴儿与如来斗法，揭钵不起，不得已皈依如来。世本无此情节，或已将有关情节揉合入红孩儿、铁扇公主故事中。
　　2、《泾河龙王难神课先生》。见于《礼节传簿》第四部分。原文如下：

《泾河龙王难神课先生》一单　舞。

唐太宗驾，十宰总管（十个），袁天罡，李淳风，袁守城，四鱼夫（四个），天仸使者，天曹，地曹，人曹，泾河龙王，清江圣母，四海龙王，四渎龙王（四个），魏征承相，巡海夜叉。上，散。

按，《永乐大典》有《梦斩泾河龙》一段文字[7]，学者认为即平话《西游记》的一段佚文（学界简称大典本）。世本第九回写泾河龙王为与卖卦先生袁守诚打赌获胜，违背玉帝圣旨，私自改变下雨的时辰和点数，被当朝丞相魏征梦中处斩。

三、和“西游”故事有间接关系的剧目，主要有以下三种：

1、《东方朔偷桃》。见于第三部分“翼火蛇”条下。据《汉武故事》载，有人献一五寸小人于汉武帝，东方朔见之曰：此小儿已三偷王母桃。后民间讹为东方朔偷桃。元明无名氏有《东方朔》杂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载，猴行者八百岁时曾在西王母池偷吃蟠桃。谚解本写孙吾空曾“入仙宫仙桃园偷蟠桃”。杨景贤杂剧写孙行者曾“偷得王母仙桃百颗”。世本第五回写孙悟空受命看管蟠桃园而监守自盗。

2、王母娘娘蟠桃会。见于《礼节传簿》第四部分，照录如下：

《王母娘娘蟠桃会》一单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左辅，右弼，天蓬，天猷，雷神，太白，三清上圣，杜康，九天玄女，肖夫人，白莲，皇君，献花童子（二位），后土娘娘，王母。上，散。

按，宋杂剧有《宴瑶池爨》。金院本有《蟠桃会》。宋元南戏有《王母蟠桃会》。元钟嗣成有杂剧《宴瑶池王母蟠桃会》。明初朱有燉有杂剧《群仙庆寿蟠桃会》等，可见戏曲中多演蟠桃会故事。世本写孙悟空于蟠桃会召开之前偷吃了会上美酒果品。

3、二十八宿闹天宫。见于《礼节传簿》第四部分，照录如下：

《二十八宿闹天宫》一单　舞。

玉皇驾，镇殿将军，十二元辰，天地水符三官，关公，二郎，五斗星君，九曜星君，二十八宿，左辅，右弼，天蓬，天猷，雷神，真武，北极紫微大帝，六丁六甲，上元神将，刘忠信，哪吒，中元神将，下元神将，赵进达，李天王。上，散。

按，此剧本事不详，然其对世本孙悟空大闹天宫可能有一定启发意义。

二

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礼节传簿》中“西游”故事已经相当丰富。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唐僧西天取经》一剧究竟产生于何时呢？

蔡铁鹰先生在题为《元明之际取经故事系统的流行和影响——孙悟空形象探源之三》[8]（下简称《探源》）一文中认为，《唐僧西天取经》“是元代戏曲初起时的遗存”；但到其专著《〈西游记〉成书研究》[9]第三部分：《外结构：〈西游记〉成书的关键中介——谈〈礼节传簿〉的发现》（下简称“专著”）中，则从“宋元旧有剧目”进而推断“其形成时间似不应迟于宋代”。我们认为，蔡铁鹰先生所提出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铁鹰先生的理由之一，是说《唐僧西天取经》主要见于《礼节传簿》的第四部分“哑队戏”。队舞、队戏起源都相当早。队舞“至唐宋时已清楚地表现为一种集体的配乐舞蹈”。队戏的形成“不会晚于唐五代至宋初”。所谓哑队戏，“大约只是初起的队戏”。由哑队戏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演员少而集中，表演也较精彩的‘正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在角色排场上属于哑队，其后标有‘舞’字，应是早期的队戏”。

按，实际上，《礼节传簿》中的哑队戏和正队戏的剧目并不是分属严格的，其中所列二十五个哑队戏，有八个同时见于正队戏，其中正包括《唐僧西天取经》。同时，纵然队戏这种民间戏剧形式起源比较早，但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剧目都是随着队戏的产生即产生的。专家研究显示，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南戏乃至于明代杂剧和传奇的不少剧作，都曾成为队戏的表演剧目。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队戏起源早，便认定《唐僧西天取经》一定是早期的队戏。

铁鹰先生的再一理由，是引用了黄竹山和张之中先生的观点[10]。黄、张二位先生曾将《唐僧西天取经》归入“宋元的作品”。

其实，黄、张二位先生的观点也并不完全相同。黄先生认为：“《礼节传簿》所载剧目相当多源于早期北方戏曲金院本和元杂剧，或者说受过它们的影响。”具体到《唐僧西天取经》，显然黄先生认为是受了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的影响。但张先生却认为：“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有可能是从队戏《唐僧西天取经》中汲取营养，加工提高而成的。反过来，如果舞台上早已有了《唐三藏西天取经》这样的杂剧演出，农民何必增添出这么多角色，把它弄得如此庞杂粗糙呢？艺术是不会倒退的。”

张先生“艺术是不会倒退的”的立论基础是不错的。但是，就吴昌龄杂剧和《唐僧西天取经》相比较来说，显然前者更显粗糙。吴昌龄杂剧的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原剧已佚，赵景深先生的《元人杂剧钩沉》[11]辑录了本剧的两折。其中一折写尉迟恭奉命为唐僧饯行，并讲述自己当年勤王救驾的故事。再一折写唐僧途经回回国，受到回民师父的殷勤接待。此外还有几折，则不可得知，据孙楷第先生推断，全剧“至多不过五六折”[12]。由此看来，这个剧作故事情节还十分简单，人物形象也没有什么特色。相对来说，《唐僧西天取经》情节的复杂性和人物的丰富性都远远超过吴昌龄杂剧。因此，还是认为《唐僧西天取经》队戏后出较好。查钟嗣成在《录鬼簿》卷上将吴昌龄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13]，可见吴昌龄是元初作家，则《唐僧西天取经》最早也只能是元代前期的产物，而不可能产生于宋代。

第三，铁鹰先生又引用窦楷先生的观点[14]说：“窦楷先生又发现，哑队戏计有三百六十一个角色，人神混杂，朝代不分，但无论人神，基本上都出现于宋代之前。”因此，铁鹰先生认为：“这也说明包括《唐僧西天取经》的哑队戏都是很古老的。”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窦楷先生在论证了哑队戏中没有宋代以后的人物后，还有以下两点判断：“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它很可能是宋以前的作品，至少是在宋代才有的；二是由于出自民间艺人之手，他们缺乏严格的时代观念和历史观念”，“具体到编剧时，只要符合剧情，便不管那朝那代，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可以收拢进来。”具体《唐僧西天取经》属于上述哪一种情况，窦楷先生没有说明。那么，又怎么能推知《唐僧西天取经》一定属于窦楷先生所论第一种情况呢？

此外，铁鹰先生还从《礼节传簿》的修订时间上来证明《唐僧西天取经》“至少是出现在元中叶之前”。因为目前《礼节传簿》仅仅发现两部（另一部据铁鹰先生介绍修订于清嘉庆年间），还不足以说明《礼节传簿》的修订期，故不再论列。
其实，在《探源》一文中，铁鹰先生也曾认为：“《唐僧西天取经》也不太可能是宋代剧目，宋末有几则资料提到猴行者，却无一例提到孙悟空与猪八戒。”不知何以到了其著作中，又会认为“其形成时间似不应迟于宋代”。

三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只能产生于吴昌龄杂剧之后，《礼节传簿》抄成之前，即元代前期至明代万历二年之前。就在这一阶段，又有两种有关“西游”故事的文学作品问世：一是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一是平话《西游记》。对比这三部作品，可以发现《唐僧西天取经》和平话《西游记》更为接近。

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全剧六本二十四折，比起吴昌龄的杂剧来说，规模已相当宏丽，情节已相当繁富。但是，其中除了收伏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情节外，就取经过程所遇魔难看，也就只有银额大王、鬼子母、女儿国、火焰山等几个故事，比起《唐僧西天取经》，则已经少了师陀国、黑熊精、黄风大王、黄袍郎君、人参果、蜘蛛精、多目怪、红孩儿、车迟国、地勇夫人、九头驸马、蝎子精等故事。这充分说明，《唐僧西天取经》和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平话《西游记》现学术界通称为《西游记平话》，可简称为《平话》。《平话》原书已佚，其残文见于三部著作：除前述大典本、谚解本外，还有《销释真空宝卷》[15]中的有关记载（简称销释本）。谚解本这样记载着取经故事：

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

销释本中也这样记载西行故事：

正遇着，火焰山，黑松林过；见妖精，和鬼怪，魍魉成群。罗刹女，铁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红孩儿，地涌夫人；牛魔王，蜘蛛精，设（摄）入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从东土，到西天，十万余里；戏世洞，女儿国，匿了唐僧。

合二者所记去其重复，再与《唐僧西天取经》比较可知：《平话》较《唐僧西天取经》少了黄袍怪、人参果、乌鸡国、九头驸马、蝎子精等故事，却多出了狮子怪、棘钩洞、薄屎洞、黑松林、流沙河、灭法国等故事。考虑到其中乌鸡国和狮子精故事为同一故事，黑松林又可能和地涌夫人为同一故事，女儿国故事又和蝎子精故事有一定联系，流沙河的故事为收伏沙僧不为《唐僧西天取经》所取，那么，《唐僧西天取经》仅比《平话》多出黄袍怪、人参果的故事，《平话》仅比《唐僧西天取经》多出棘钩洞、薄屎洞、灭法国等故事。其中《平话》多出的故事，似因仅为“诸恶山险水”而缺乏情节性，故不为《唐僧西天取经》所取；《唐僧西天取经》多出的故事则可以理解为谚解本和销释本的漏记。但不管如何，都可以看出《唐僧西天取经》和《平话》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如果从二者故事的排列顺序来看，更能看出其渊源关系。从谚解本中“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等文字看，其西行魔难是按照遭遇魔怪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其排列方式表现为：

师陀国——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

《唐僧西天取经》相同的故事的排列顺序如下：

师陀国——黑熊精——黄风大王——蜘蛛精——地勇夫人——多目怪——红孩儿怪——狮子怪——火炎山——女人国

其中除地勇夫人和狮子精的排列顺序略有不同外，其余竟完全相同。关于这一点，铁鹰先生在《探源》一文中也是承认的：“通过《朴通事谚解》中《西游记》平话的情节，可以印证出《唐僧西天取经》的情节大致是按照先后顺序排列的。”可惜的是铁鹰先生未能就这一点进行深入探讨。

《唐僧西天取经》既和《平话》有如此深的渊源关系，那么，究竟是谁影响谁呢？我们认为是《平话》影响了《唐僧西天取经》。理由如下：

一、据黄竹山先生研究，《礼节传簿》全部“一百七十四个剧目中”，“更多的是元以后才出现的”，其中有十四种“已为史籍所载”，有一百一十二个“为史籍所未载，是新发现的剧目”，“超过源于宋杂剧、金院本、南戏和元杂剧剧目总和的一倍”。由此不难看出，《礼节传簿》中的剧目主要是由明代前期的戏曲组成的。因此，《唐僧西天取经》作为明代前期的剧目是完全可能的。

二、从现存《礼节传簿》所载剧目看，剧作一般都比较短小，情节也比较简单，正如铁鹰先生所讲，类似于折子戏。《唐僧西天取经》是其中情节最为复杂的剧目。这说明两点：第一，《礼节传簿》的作者对录入的剧目，很少进行情节上的加工，只是搬来为我所用而已。第二，民间创作的剧作一般说来都比较短小，很少连台剧本。因此，像《唐僧西天取经》这样比较复杂的连台戏，应该是有所根据的，其所根据的当然就是《西游记平话》。

三、在《唐僧西天取经》中，称猪八戒为“朱悟能”，和谚解本中的黑猪精“朱八戒”、杭州飞来峰龙泓洞口浮雕所题之“朱八戒”都是一致的，说明早期猪八戒姓“朱”而不姓“猪”。可是，在前述《礼节传簿》的《文殊菩萨降狮子》一剧中，又径直题作“猪八戒”，这又和入明之后有关作品，如杨景贤的杂剧和百回本《西游记》相同。盖入明之后国姓为“朱”，再题黑猪精为“朱八戒”，显然有亵渎国姓之嫌。《礼节传簿》系民间产物，对于所谓国姓不甚敏感，故便“朱”、“猪”并用，正说明《唐僧西天取经》源于《西游记平话》。

既然《唐僧西天取经》出于《平话》之后，学术界又一致认为《平话》产生于元朝末年，或曰元末明初，那么，将《平话》的情节改造成为娱神的队戏，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因此，我们还是定《唐僧西天取经》产生于明代前期比较好。

我们注意到，铁鹰先生不同意《唐僧西天取经》出于明人之手，其理由如下：

1、“研究者们没有发现它是明代剧目的迹象，与《西游记》相比较，可以肯定出于明代人之手的那些故事如玉华州、朱紫国、铜台府、木仙庵都不在其中。”
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很容易理解，即这些故事都是吴承恩的创作。《礼节传簿》抄立的万历二年，吴承恩的《西游记》很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稿，其有关故事未见于《礼节传簿》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如其中玉华国的故事，铁鹰先生在其著作的第四部分“作者确为吴承恩”中，已经将其作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重要证据之一。

2、“与孙悟空‘齐天大圣’身份有关的故事如闹天宫等尚未出现，而‘齐天大圣’（或其它什么大圣）在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已经出现；泾河龙王难神课先生也还未纳入取经故事中（在《礼节传簿》中它还是独立剧目，内容也无关联），而这则故事在明初古本《西游记》（按，即平话《西游记》──引者注）中已经成了一个取经故事。”

我们认为，从《唐僧西天取经》的现状来看，并不是全面敷演“西游”故事，而只是截取了西天取经过程的有关情节，即从唐太宗饯行到取经功成。因此，不仅孙悟空的出身和梦斩泾河龙的有关情节未列入，包括江流儿故事、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以及八戒和沙僧的出身都未列入。这只是《礼节传簿》作者取材的需要，并不能说明其非产生于明代前期。

3、“如果是明前期作品，似不会在修订补入后立即成为核心剧目列为“正队”演出和开出角色排场单。”

关于这一点，其实黄竹山先生的考证已经说明了问题。既然十四种“已为史籍所载”的明代剧目，和一百一十二种“为史籍所未载”的新发现剧目，大都是明代前期的作品，其中不乏“列为‘正队’演出”并“开出角色排场单”的作品，那么，《唐僧西天取经》“在修订补入后立即成为核心剧目列为‘正队’演出和开出角色排场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特别是明朝从1368年立国，到抄立《礼节传簿》的万历二年（1574），已经过去了二百余年。在这漫长的两个世纪中，《唐僧西天取经》完全有时间在修订补入后成为核心剧目列为“正队”演出。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礼节传簿》所载《唐僧西天取经》，无疑应产生于明代前期，而绝不会是宋元时期。

四

　　《礼节传簿》是近三十年来《西游记》文献资料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我们研究百回本《西游记》的成书及其思想、艺术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大要有四点：

一、补充了《西游记平话》的现存资料。在吴承恩《西游记》产生之前，《平话》无疑是最重要的“西游”故事著作，百回本《西游记》很可能就是以《平话》为蓝本创作成功的[16]。从《礼节传簿》有关“西游”故事来看，不论是谚解本还是销释本，显然都不是对《平话》情节的全面复述，而只是部分记载。只有结合《礼节传簿》，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平话》的全貌。

二、《礼节传簿》的出现告诉我们，在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之前，“西游”故事已经广被民间。过去，我们只知道在舞台上和说话艺人的讲坛上流传着“取经”故事，《礼节传簿》昭示了“西游”故事流传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渠道，即民间的迎神赛社表演，并且后者的影响可能更为广泛，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土壤的。

三、不少学者都曾经指出，百回本《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描写，和民间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鲁迅早就指出《西游记》“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的特点[17]。萧相恺在《〈西游记〉宗教文化的随意性》一文[18]中亦说：“一部《西游记》蕴含的不过是世俗社会，或曰民间的世俗眼光中的宗教文化，一种经作者将儒释道巫等宗教文化随意地揉合于一起，或者是老百姓早就将其揉合于一起的世俗宗教文化。”《礼节传簿》的发现，证实了“老百姓早就将其揉合于一起”的判断。在《礼节传簿》所记录的二十五个哑队戏中，既有佛教的内容，又有道教的内容，甚至在同一个剧作中，佛教、道教人物同时出现。比如，《习达太子游四门》一剧，主要描写释迦牟尼成佛前的故事，其中竟然出现了杨妃、西施、昭君、妲己等十大美女和唐玄宗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关大王破蚩尤》一剧中，不仅出现了历史人物宋真宗、寇准、王钦，出现了道教的张天师、炳灵公，还出现了佛教的“四揭地神”。特别是《唐僧西天取经》一剧，当唐僧到达西天之后，出现的不仅有文殊、阿难、伽舍和释伽等佛教人物，还出现了天仙、地仙、人仙、五岳、四渎等典型的道教人物。这些剧作佛、道人物的混合杂处，正说明了民间宗教的随意性，并成为《西游记》宗教描写的重要渊源之一。

四、《礼节传簿》中富有民间色彩的丰富的想象力，是《西游记》艺术想象的重要来源。《西游记》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其奇幻性质。作者充分发挥神话小说的特点，大胆地张开艺术想象的翅膀，创造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充分体现了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作品的这种想象力，除了作者本人的艺术天才外，显然和前代的“西游”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当然包括了民间艺人的杰出创造。在《礼节传簿》中，如《关大王破蚩尤》一剧，就出现了千里眼、顺耳风、急脚鬼以及风伯、雨师、雷公、电母等带有民间色彩的神话人物。在《霸王设朝封官》一剧中，子房所献的十八件宝物中，就有“逼尘珠、照殿夜明珠、温凉盏、珊瑚枕、定颜珠”等。《武王伐纣》中又出现了照妖镜等。这些都被《西游记》的作者拿来，或吸收，或扬弃，从而构成了《西游记》奇幻特色的重要内容。
以上意见当否，敬请铁鹰先生和学界诸贤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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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2]见《中华戏曲》（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5] 据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据杭州佛教协会所编《灵隐》介绍，龙泓洞口所刻“朱八戒”，“传说就是三国时往西域求法的第一僧人朱士行”，并非指谚解本中的“黑猪精朱八戒”。《杭州元代石窟艺术》的作者黄涌泉先生在给刘荫柏先生的信中说：“后一组浮雕两比丘，头部已毁去，有背光；头部以下大体完整。榜题刻有‘朱八戒’等字，后面有马，仅残存痕迹。这组浮雕应是表现‘白马驮经’故事。”“后经仔细考察，应定为宋代较妥，至于榜题所刻‘朱八戒’三字，六二年春北京阎文儒老师过杭面谈，他认为是后刻的。”（以上参看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259页）据此，“黑猪精”题名“朱八戒”，似从“朱士行”发展而来。因“白马驮经”浮雕和前一组“唐僧取经”浮雕刻于一处，元代民间遂将“朱士行”和“黑猪精朱八戒”混同起来。

[5] 据隋树森《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6]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7] 《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韵梦字类，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8]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

[9]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10] 黄竹山：《我国戏曲史料的重大发现——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考述》；张之中：《队戏、院本与杂剧的兴起》。以上均见《中华戏曲》（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引黄、张二位先生的观点均出此。

[11]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2]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见《沧州集》卷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 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14]窦楷：《试论“哑队戏”》，见同[10]。下引窦楷先生观点均出此。

[16]邢治平、曹炳建：《〈西游记〉祖本新探》，《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1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页140。

[18]见《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

此文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