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陶山水 意慕渔樵
--摭谈《西游记》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羡隐乐逸思想
武 影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西游记》中存在着大量的诗词,尽管这些诗词的艺术水平参差不齐,历来不为人所重视,但因为包孕着丰富的内涵,而成为《西游记》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其中的许多诗词就共同反映了作者热爱山水自然景象,向往渔樵恬淡自由隐逸生活的羡隐乐逸思想。隐逸思想贯穿于《西游记》全书,与作者主观上鄙薄功名利禄,追求精神自由有关,也与《西游记》题材及题材的矛盾性有着潜在的关联,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以来交融渗透的产物,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复杂性及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力和价值意义。
    关键词 《西游记》 诗词 渔樵 山水 隐逸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西游记》百回全本中存在着大量的诗词歌赋以及近似诗词的韵文、韵语等,或长或短,不一而足,仅第一回就有十八处之多。对此,后人评论甚少。刊刻于清初的《古本西游证道书》则大量删减了这些诗词及韵语,甚至还对保留下来的作了改动。而之后的清代《西游记》百回本的各种刊本,基本都在正文上承用了此书,无言中表明了在对待《西游记》诗词态度上的一致性,认为它们罗嗦繁琐,可有可无,艺术水平不高。其实,细加研磨品味,分门别类,绝大部分诗词还是并非可有可无的,理应在这部古典名著中保留一席之地。况且许多诗词也是相当典雅脱俗,具有较强的艺术性的。这些诗词里包容了大量丰富的内涵,透露出了作者的生活情趣、价值选择、人生感悟及世道人心、社会百态等。而一种摒弃红尘,陶情山水,羡隐乐逸的思想更是贯穿于许多诗词之中,在孙悟空斩妖除魔、积极进取的传统入世精神以外和上天入地、舞刀弄枪的热闹场景背后,另辟了一方宁静秀丽的天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人生归宿的自觉选择,凸显出中国传统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及传统隐逸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力和价值意义。
    

一 理想隐逸生活的代言人--渔翁樵子
    

有人说"一部《西游记》从头到尾都未离此主题:像隐士一样,淡泊明志,恬静怡性,超三界,出五行,视富贵如浮云,看名利如粪土。"[1](P171)此当成一家之言。从第一回开始,作者就在诗词中表达了这种鄙薄名利富贵、嘲讽人性贪欲的思想: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
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
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第一回)


    他感叹:"百岁光阴似水流,一生事业等浮沤。昨朝面上桃花色,今日头边雪片浮。"(第十一回)羡慕一种"去来自在任优游,也无恐怖也无愁"(第八回)的境界。这本是对佛祖极乐世界的赞美之辞,但同样也适用于他所倾慕的理想的渔樵隐逸生活。渔樵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被视为隐逸者的象征。《西游记》中多处出现的渔翁樵子也具有这种属性,仿佛超然于物外的方士高人,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让人肃然起敬。指引孙悟空往灵台方寸山拜师学艺的即是一个唱着"卖薪沽酒,狂笑自陶情"的樵夫。虽说来自菩提祖师的教授,但时时歌唱,排忧解怀,自是其志趣所在。在这首名为《满庭芳》的词里写道:

"苍径秋高,对月枕松根,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持斧断枯藤。收来成一担,行歌世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


这分明是隐士生活的写照和隐士心理的把握与揭示。第32回路经平顶山,日值功曹化成樵夫前来报信,作者这样描述道:


    "头戴一顶老蓝毡笠,身穿一领毛皂衲衣。老蓝毡笠,遮烟盖日果稀奇;毛皂衲衣,乐以忘忧真罕见。手持钢斧快磨明,刀伐干柴收束紧。担头春色,幽然四序融融;身外闲情,常是三星淡淡。到老只于随分过,有何荣辱暂关山?"


也分明赋予他一种不记得失、淡然世情的隐逸者形象,字里行间流露出钦慕赞赏的心理情感。第86回,孙悟空等除去隐雾山折岳连环洞的艾叶花皮豹子精,救出了唐僧和一个樵夫。这樵夫不但是个行孝的君子,他所居住的地方也是:


石径重蔓苔藓,柴门蓬络藤花。四面山光连接,一林鸟雀喧哗。
密密松篁交翠,纷纷异卉奇葩。地僻云深之处,竹篱茅舍人家。


    在白云的深处,山光鸟声与松篁异卉浑融交织,共同环绕着远离人世喧嚣的山中小院,这风光何等清幽而秀丽,使人尘念顿息油然而生一种亲近自然,远离凡俗的情感。那石径上的苔藓,柴门上的藤花,也分明告诉我们它的人迹罕至,不受侵扰,即使不是一个避世君子的陶然居,也是一个山间隐士的快乐场。樵夫虽为妖魔所擒,似乎生存在危险的边缘,实际只是虚惊一场。在孙悟空彻底清除了隐雾山邪恶的虎豹狼虫之后,仍能够继续享受山中的野趣,过着悠然自在的生活。不管樵夫是否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柴人,或者只是因为住在深山与自然接壤的关系,作者却出于自己对山水的热爱,对归隐的倾心,而有意无意之中把自己所认为理想的归隐之所借助樵夫这种传统隐逸形象的生活环境展现了出来。在净化樵夫生活环境的背后隐藏的是对隐逸生活的理想化和极其向往的心理情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59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悟空一调芭蕉扇"中的樵夫,更能够反映出作者赋予渔樵以高人隐士形象而加以钦敬的思想。孙悟空在翠云山寻找芭蕉洞时,忽听到樵夫伐木丁丁的声音,并听他唱道:"云际依依认旧林,断崖荒草路难寻。西山望见朝来雨,南涧归时渡处深"。这首诗决非一个不读诗书的山间草莽所能随口吟哦出来的,且还似乎带有一点偈语性质,吸引孙悟空的注意力前来相询。此樵夫猛然见到常被凡人称为"雷公脸"妖怪的孙悟空时,并未有任何惧怕的表现,撇斧答礼,为孙悟空指路。而当孙悟空想到与牛魔王家的恩怨面上显出踌躇不决之色,嗟叹不已时,樵夫却豁达的告诉他道:"大丈夫鉴貌辨色,只以求扇为名,莫认往时之溲话,管情借得。"这话顿使孙悟空精神一振,深深唱个大诺:"谢谢樵哥见诲,我去也。"可见此樵夫的胆识与见识皆非同一般,使人不能不疑心他的来路身份。或许这也是一个为孙悟空指点迷津的日值功曹或其他神仙的化身,但作者并未像通常那样作后记式的交代,揭示他的某种身份,仿佛作者理所当然的认为樵夫们是不同寻常的山中高隐,所以他的言行举止就成了一种自然的展现,不需多言。

如果说在以上的例子中,作者并未明白指出那些超凡脱俗樵子们的高人隐士身份或只是下意识中把高人隐士身份及自己所认为理想的归隐生活赋予在他们身上,在《西游记》第九回,作者则用诗词鲜明表达了那种情陶山水,意慕渔樵的羡隐乐逸思想,清楚赋予渔翁张稍、樵夫李定二人以传统隐士的形象,称他们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对他们悠然自足的归隐生活,充满了倾慕和赞同,进一步表现了对名利的挞伐与鄙薄。正如张稍对李定所言:"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泊,随缘而定。"

在渔樵二人山青还是水秀的争辩中,作者用了十首小词和两首短诗两首长诗共十四篇之多,不厌其烦地来表现逸情山水的逍遥自在。正如他们在同为《临江仙》的词中写道:

"潮落旋移孤艇去,夜深罢棹歌来。蓑衣残月甚幽哉,宿鸥惊不起,天际彩云开。困卧芦洲无个事,三竿日上还捱。随心尽意自安排,朝臣寒待漏,争似我宽怀?"

"苍径秋高拽斧去,晚凉抬担回来。野花插鬓更奇哉,拨云寻路出,待月叫门开。稚子山妻欣笑接,草床木枕 捱。蒸梨炊黍旋铺排,瓮中新酿熟,真个壮幽怀!"

无论渔翁还是樵子,他们都深深满意于自己现在这种隐逸的生活,可以享受自然的丰富物产"娇藕老莲芹叶嫩,慈菇茭白鸟英花"、"紫李红桃梅杏熟,甜梨酸枣木樨花",可以享受稚子山妻家人围聚之乐,可以"蓑衣当被卧秋江,鼾鼾睡,无忧虑,不恋人间荣与贵"、" 酕醄醉了卧松荫,无挂碍,无利害,不管人间兴与败"。这也正是一种让作者无限向往的自由自在、恬淡适性的理想隐逸生活。正所谓"绿蓑青笠随时着,胜挂朝中紫绶衣"、"草履麻绦粗布被,心宽强似着罗衣",以名利富贵为羁绊,以枕山眠水为愉悦。作者亲近自然羡隐乐逸的思想在这些诗词篇章的恣情挥洒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一览无余。可以说,正是这些反复迭唱、渔樵互答的诗词从正面有力地证明了《西游记》全书所表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心理,值得我们去深思体味。


    二 高隐者的归居--山水自然

 

《西游记》诗词蕴涵的内容是丰富的,仅在景物描写方面,除了有对大自然山水景色的细腻刻画,也有对人文景观的详尽描摹,并让文笔在幻想世界中驰骋飞扬。而无论是对奇山异水、春景秋色的称美,还是对仙洞瑶府、山庄别院的赞叹,都在无言中透露出作者对山水自然景观毫不掩饰的热爱,对远离尘嚣,宁静安适的理想隐逸生活的热切渴望与倾慕。

西游记用诗词给我们展现出了许多奇山异水的美妙胜境。孕育美猴王的花果山,即具有雄奇秀丽的景色:"势镇汪洋,威宁瑶海"、"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作者赞叹"真个好山!"气势磅礴而又充满灵气。水帘洞前垂挂的瀑布也是:"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依。冷气分青嶂,余流润翠微。潺湲名瀑布,真似挂帘帏。"尤其是孙悟空拜师学艺的灵台方寸山,风光旖旎,十分秀丽,仿佛正是隐士们的理想归处:

千峰排戟,万仞开屏。日映岚光轻锁翠,雨收黛色冷含青。枯藤缠老树,古渡界幽程。奇花瑞草,修竹乔松。修竹乔松,万载常青欺福地;奇花瑞草,四时不谢赛蓬瀛。幽鸟啼声近,源泉响溜清。重重谷壑芝兰绕,处处 崖苔藓生。起伏峦头龙脉好,必有高人隐姓名。(第一回)

乌巢禅师隐居修行的浮屠山,也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风景典范:

"山南有青松碧桧,山北有绿柳红桃。闹聒聒,山禽对语;舞翩翩,仙鹤齐飞。香馥馥,诸花千样色;青冉冉,杂草万般奇。涧下有滔滔绿水,崖前有朵朵祥云。真个是景致非常幽雅处,寂然不见往来人。"(第十九回)

更不用说神奇斑斓的仙佛世界了,只看那观音修行的南海与落伽山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南海"汪洋海远,水势连天。祥光笼宇宙,瑞气照山川。千层雪浪吼青霄,万迭烟波滔白昼。"落伽山更是"好去处,山峰高耸,顶透虚空。中间有千样奇花,百般瑞草。风摇宝树,日映金莲。观音殿瓦盖琉璃,潮音洞门铺玳瑁。绿杨影里语鹦哥,紫竹林中啼孔雀。"(第十七回)而即使是妖魔精怪修行居住的崇山峻岭有些却也是风光秀丽,景色无边。观音降伏黑风山熊罴怪时,见他所居之处不由心中暗喜称赞他"却是也有些道分"而心慈手软、手下留情。铁扇公主修行的翠云山"山以石为骨,石作土之精。烟霞含宿润,苔藓助新青。嵯峨势耸欺蓬岛,幽静花香若海瀛。"(第五十九回)其他如解阳山、积雷山、竹节山等都是山青水秀,仙鹤齐集,丹鸟偕聚,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无边的风光。

唐僧师徒取经路上千辛万苦历遍数十寒暑,书中不乏对沿途春景秋色细致描绘的诗词。而这些诗词也共同显示出了作者对自然景色的用心观察和无限热爱,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写那春融时节是"草衬玉骢蹄迹软,柳摇金线露华新。桃杏满林争艳丽,薜萝绕径放精神。沙堤日暖鸳鸯睡,山涧花香蛱蝶驯。"(第十八回)写那暑季炎天是"海榴舒锦弹,荷叶绽青盘。两路绿杨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摇纨。"(第六十八回)夏尽秋至则是"枫叶满山红,黄花耐晚风。老蝉吟渐懒,愁蟋思无穷。荷破青纨扇,橙香金弹丛。可怜数行雁,点点远排空。"(第二十三回)秋去冬来又是"红叶俱飘落,青松色更新。淡云飞欲雪,枯草伏山平。"(第七十八回)观察入微而形象生动。

对取经途中山庄别院及幻象世界中的仙洞瑶府的描绘,也潜在地反映出作者追求理想隐逸环境的心理情感。作者对幽静安详、怡然洒乐的地方有着本能的好感。无论是猎户刘伯钦的山庄庭院,还是高太公所在的高老庄,陈清陈澄居住的陈家庄都具有或清幽或和乐的景象。不是"一径野花香袭体,数竿幽竹绿依依",就是"红蓼枝摇月,黄芦夜斗风",或是"又见那食饱鸡豚眠屋角,醉酣邻叟唱歌来"。这些具有淳厚民风、乡土气息浓郁的地方,虽然一度为妖怪困扰,在孙悟空扫清了道路之后,又复归于宁静安详。至于仙洞瑶府,无论是菩提祖师的斜月三星洞,还是镇元大仙的五庄观,甚至于红孩儿的火云洞、蜈蚣精的黄花观,也都是同样的风景秀丽、仙乐飘飘、祥云缥缈。正所谓"细观灵福地,真个赛天堂。"

正如妖魔也可以蛰居于青山秀水中一样,作者之倾心山水自然的美景,仰慕高隐者的归居,并不因为它为何人所占而改变自己的喜爱之情,或者说作为神佛对立面和取经途中主要障碍的妖魔,他们要修炼得道,就要养性存神,隐居深山,避离人世,这与隐士们远离凡俗,摒弃红尘,幽居山林,存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可以说妖魔精怪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山间"隐士",所以作者并不吝啬于把这些充满灵秀的山水和洞府赋予他们,在表面的矛盾之下潜藏着事理逻辑的合理性。正如第89回对黄狮精虎口洞的描写就表现了这种独特的思考:"鸟声深树匝,花影洞门迎;不亚桃源洞,堪宜避世情。"再如第75回对狮驼洞的两次描写也突出的印证了这一点。妖魔既是邪恶的象征,吃人肉,喝人血,残害民生,又是变相的"隐士"。因而孙悟空初进狮驼洞发现"骷髅若岭,骸骨如林……真个是尸山血海,果然腥臭难闻。"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但当他进入二层门时,作者又写道:"呀!这里却比外面不同:清奇优雅,秀丽宽平;左右有瑶草仙花,前后有乔松翠竹。"分明又成一神仙洞府,是隐士们韬光养晦,炼性修真的佳境。就这样把矛盾的表象按照本质的合理性自如地扭结在了一起。

有人说:"与取经使命的神圣伟大崇高相对应的是人战胜一切险阻的无畏气概和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其美感属性应属崇高壮美之列。"[1](P78)所以,"西天路上的险山恶水,不仅仅是作为自然环境而存在,而且具有强化主人公主体的意义,具有不可缺少的美学价值,是构成整个崇高之壮美的重要元素。"[1](P78)这种说法当然极具合理性,指出了《西游记》作为一部伟大而神奇的浪漫主义小说所不可缺少的美学特征--崇高之壮美。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西天路上的险山恶水显然是不够的。那些充满灵性的奇山秀水,那些富有诗情画意的四时美景,那些瑞气氤氲的仙洞瑶府,那些宁静优雅的山庄别院也都是西天路上的客观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西游记》诗词中所占的分量甚至超过了险山恶水的比重,在艺术性上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它们中的许多景象可与险山恶水一起佐证《西游记》美学上崇高壮美的特色,但也有许多诗词构筑了秀丽幽雅的韵味与意境,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实丰富着《西游记》的美学风格。

险山恶水,因为"险"、"恶"二字的存在,似乎给人一种狰狞的感觉,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其实仔细在《西游记》诗词所刻画的山水景色中寻找,纯粹意义上留给人以阴森恐怖感觉的险山恶水只占极微小的部分,如黄风岭、平顶山等,削壁悬崖难行,凶蟒饿虎出没,"吓得人心 蹬蹬惊"。大多数山水洞穴,都是"烟霞渺渺,松柏森森"、"山前有瑶草铺茵,山后有奇花布锦"、"双双野鹤,常来洞口舞清风;对对山禽,每向枝头啼白昼",除了突出了崇山峻岭的"奇险",也突出了它们"奇丽"的特性。作者对待险山恶水不是一种厌恶和惊心的情感,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敬仰,以及由此激发出的踏山水于脚下的雄心。对于它们的蓦然出现,作者通常会发出一声"好山!"的赞叹,就打上了鲜明的主观感情色彩。

有研究学者就注意到了《西游记》在自然环境和自然景物方面上的浓墨重彩,因而从人与自然这个角度,甚至提出"小说中的取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条在广阔的范围内巡视督察自然界生态平衡之路,而孙悟空所担负的则是改造恶劣环境的责任。"[2]这种说法有他持论的根据。换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显示出作者对自然山水、自然景物的一以贯之的重视及热爱的态度。没有因为在诗词中是着重于描写山水的奇险还是奇丽而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正如妖怪们的老巢同神仙们的洞府一样,只要具有远避世情,养性修真的特性,是隐士们理想的归隐之所,作者都毫不悭吝于用华丽的辞藻来修饰它们,缔造出无边的胜境。这些都与诗词中情陶山水,意慕渔樵,羡隐乐逸的思想是相通相合的,保持了一致性。

三 隐逸思想贯穿全书的主客观因素

谈到《西游记》的诗词,首先不能回避这些诗词的艺术水平问题。《西游记》诗词中有许多赘余,重复雷同,寡淡无味。而相当一部分只是近似诗词的韵文韵语甚至顺口溜,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且总体不高。据明代天启《淮安府志》记载:"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3](P3)明代李维桢于《吴射阳先生集选序》中也对他的作品作了较高的评价:"盖诗在唐与钱、刘、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与庐陵、南丰相出入。至于扭织四六若苏端明,小令新声若《花间》、《草堂》,调宫徵而理经纬,可讽可歌,是偏至之长技也。"[3](P14)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吴承恩诗文集中的诗词来看,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与《西游记》中的诗词虽不能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却也有着明显差别。因而不能不让人疑惑它们的作者是否是同一人。对此学者姚政的解释是接受了鲁迅、胡适的"游戏说",认为《西游记》中的诗词从内容到形式到语言都处处显示了作者信手拈来、敷衍成篇的游戏态度,而这正好与文本那些嬉笑怒骂的文字格调相一致,浑然一体。[4]这种说法作为解释的一种是能够成立的,而且也很有道理。不过,即使是游戏之作,其中所包含的基本感情倾向是不可能有多少偏差的,所蕴涵的思想内容也不会有任何本质上的颠倒,反而正好可以利用这些谑语毫无顾忌的表达真实的思想情感。《西游记》诗词中对山水景物的细致描摹,精心勾勒,对渔樵甘于恬淡、鄙薄名利、诗情画意般自由自在隐逸生活的描绘,都鲜明表达了作者陶情山水,羡隐乐逸的思想,而这些诗词恰恰正是作者较精心用意的那部分,绝大多数都有很强的艺术性,代表了《西游记》诗词最高的艺术水准。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在这些诗词中寄托其隐逸的思想于追求呢?乍一看来似乎脱离了《西游记》积极进取的主体精神,成为若有若无的闲散之笔,惟留读者吟咏欣赏罢了。事实上在《西游记》中,作者无论是借助书中人物之口还是自己发于肺腑的感叹,都明显传达出对人世间"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的极端厌恶之情。不管作者是否是吴承恩,是否"以彼其才,仅为邑丞以老,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3](P14)竟一生不能显荣,而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贯穿于全书的那种鄙薄功名利禄,主张清心寡欲,与自然作伴,追求一种精神上不受任何羁绊、逍遥自在的自由生活的思想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就成为《西游记》诗词中情陶山水、意慕渔樵,羡隐乐逸思想产生的主观原因。文本与诗词相互补充与印证,把隐逸思想共同推向更深的文化心理层次。考察这种隐逸思想贯穿于《西游记》全书的原因,恐怕不只要看到作者主观方面的心理因素,还要推究到它赖以形成的客观土壤以及较为深厚悠远的历史文化积淀。

隐逸思想的客观存在与《西游记》的题材及题材的矛盾性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 
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5](P115)鲁迅的这段话被后来学者立为《西游记》主题思想"游戏说"的源头。换一个角度看,它也正好揭示出了《西游记》主题思想为何纷纭复杂难以确定的原因,以及《西游记》题材的矛盾性。一部明明是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往西天拜佛求经,宏扬佛法的佛教题材小说,却又融入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夹杂着"姹女"、"婴儿","洞天"、"福地",养性修真等道家的术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古本西游证道书》可以堂而皇之的把《西游记》的著作权赋予全真道士丘处机而为相当一部分人所接受的原因。

儒释道三教在《西游记》中的交融混杂,是有深刻的哲学的历史的背景的,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意识的复杂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6]这正是明清之际三教的基本情况。《西游记》中糅合佛道的人物须菩提祖师,他说法时"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第二回)就是一个很明白的例证。

我们姑且不论《西游记》究竟以三教中那一家思想为根谛,是崇佛抑道,还是扬道轻佛,佛老思想在《西游记》中的并存是一种无庸置疑的客观实在。而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虽然自成其体系理论,但作为超脱世人、净化心灵的宗教出世思想,在本质上它们都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了共同的主张,希望人们修心养性,清心寡欲,摒弃红尘,斩断与人世功名利禄的种种牵扯,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脱,正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佛家还尤为注重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爱惜众生,尊重自然法则;道家也主张贴近自然,顺应自然,达到一种物我齐一、逍遥游的境界。总之,两教思想都在教诲人们摆脱名缰利锁、爱欲贪痴,追求自然恬淡,这些都与隐逸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是隐士们努力追求和抱持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魏晋时期佛老思想相互交融形成的玄学在当时大盛时,隐逸的追求也蔚然成风,亲近自然、逍遥山水成为当时流行于士人中的普遍选择。无论如何,取经的佛教题材及佛老思想的并存,在客观上都使《西游记》全书所蕴含的隐逸思想有了存在的必然性,也使《西游记》诗词中所透露出来的热爱山水自然,乐于归隐田居的思想有了自然的基础,与取经路上斩妖除魔、积极进取入世的精神没有产生明显的冲突与矛盾,而成为《西游记》的另一种文化构成。

《西游记》诗词中对隐逸生活精神自由方面的追求,也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所谓"一觉安眠风浪俏,无荣无辱无烦恼"、"迅速严冬如指拈,逍遥四季无人管","自唱自斟随放荡,长歌长叹任颠风"、"八节山中随放性,四时湖里任陶情"(第九回)。这种现象与明代中叶的社会发展状况及思想文化上的新变有着紧密的关联。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的崛起,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明代中叶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个性解放的呼声,人们追求心性自由的愿望迅速膨胀,因而反映于《西游记》中表现隐逸生活的诗词,也自然地表达了自由不羁、精神独立的要求。这当然是作者对隐逸生活的一种理想追求。在他看来,真正的归隐不仅是抛弃名利得失,避居山林,还要能够自由自在,获得精神上彻底的解脱。这从而使《西游记》诗词所表达的隐逸思想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隐逸心理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如前所述,早在魏晋时期隐逸就成为一种让人推崇的人生选择。形成隐士的客观原因,"既有农业社会的经济因素,又有专制主义的政治因素;既有明哲保身的文化土壤,又有小生产者的价值规定,但从主要来讲,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文化自身的价值导向,是造成隐士文化的重要社会和文化心理基础。"[1](PP173-174)这段话把中国士林阶层以与仕途相对应的归隐作为人生第二选择的普遍心理意向的产生原因,作了一个全面客观而深刻的总结。因而隐逸思想和隐逸心理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构成,成了文人灵魂深处的收藏,在《西游记》诗词中展露出来,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清代的雨香于《西游记叙言》中说:"《西游记》无句不真,无句不假,假假真真,随手拈来,头头是道。看之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思之如抽茧剥蕉,层出不穷。解之以诠,如珠喷星汉,攀不可阶;如锦织云霞,梭成无缝。虽有游夏才也莫赞,况区区弩末?……"[3](PP565-566)《西游记》内容的丰富性,使诠解的确存在相当的难度。不过用心揣摩,仍可观赏到某一点闪耀的火花。透过《西游记》诗词对山水自然景物及景观的赞美,对渔樵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悠闲生活的向往,让人深刻体悟到它所传达出的情陶山水、意慕渔樵的羡隐乐逸思想,启发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文化心理的悠长思索。

 

参考文献:

[1]何锡章.幻象世界中的文化与人生--西游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2]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3]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姚政.似曾相识--谈西游记诗词[J].老庵.西游故事--经典丛话*文苑颉英系列[C].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J].南京大学学报,2002(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