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著作述略

　　吴承恩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一生的著作是很丰富的，但是，因为“家贫无子”，绝大部分已散佚了，流传至今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现存的著作有驰名世界的神话小说《西游记》，还有一部他个人的诗文集《射阳先生稿》。另外，我们知道他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禹鼎志》，编辑过一部词集《花草新编》，但均已失传了。现将吴承恩的这些著作，包括已知书（篇）名的著作，简略概述如下：

一、《西游记》

　　《西游记》是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僧取经本是我国历史上确有的事情，后来，人们逐步将这件事情神化了，并写成故事、话本、戏剧，从唐代到明代，在人民中间流传了几百年。吴承恩以他的卓越的文学才能，将这些故事进行总结、概括和再创造，写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洋洋八十余万言的百回本小说。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列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现在仍然被我们目为我国四部古典名著之一。据苏兴同志考证，《西游记》为吴承恩中年所作，并估计，在吴承恩生前即有刻本行世。吴氏《西游记》问世后，版本日益增多，现在所知，明清两代有《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李卓吾批评西游记》、《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等几种版本。

　　现在，稍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但是，在六十年以前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从明代《西游记》成书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其间三百多年，对于这本妇孺皆知的名著的真正作者是谁，竟然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西游记》这类志怪小说，在当时是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只能供“村翁塾童笑资”，并不被人重视。第二，吴承恩当时社会地位不高，“名头”不大，而且刻本上也没有署上吴承恩的名字。现在人们所发现的《西游记》最早刻本，是明嘉、隆、万年间的金陵世德堂本，上面仅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所以，不了解内情的人是不容易知道吴承恩的。第三，被人们与另外一种同名书搞混了。元朝初年，有一个名叫邱处机的道士，别号叫长春真人，他曾跟随元太祖西征。事后，他的门人李志常写了一部记载他西行经历的书，书名也叫《西游记》。全书两卷，收入《道藏》之中。但是，这部书并非小说，而是记载风土人情，道路里程的纪行之书。它与唐僧取经故事渺不相涉，而且世间鲜有传本，很少有人知道其具体内容。吴承恩的《西游记》作于此后三百余年，当时即流传甚广。据记载，“里巷细人乐道之”，盛况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版本也逐渐增多，批评家也很多，什么悟一子、悟元子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竟有许多人认为是“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于是吴作《西游记》忽然一下子被人们当作邱处机的《西游记》。并有人将虞道园的序言加到吴作《西游记》的前面，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作者也为邱处机冒名顶替，以致将真正的作者吴承恩埋没了几百年。

　　在此期间，也有一些人对这桩公案提出过怀疑。清乾隆年间的钱大昕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时，即认为《西游记》不是元人作品，而是出于明人之手。他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理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出同样的看法，并记载了一个扶乩的故事：乩仙自称是邱处机，当人们问乩仙：“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上、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结果乩仙词穷而退。但是，是明代何人所作？这些先生们也回答不出来。

　　吴承恩的老家淮安，一直为吴承恩鸣不平。明、清以来，淮安文人学上相继著书，证明《西游记》出自吴承恩之手。天启年间淮人所修的《淮安府志》，去吴承恩逝世刚四十几年，其中就明确记载《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清代著名学者吴玉搢的《山阳志遗》、阮葵生的《茶余客话》以及丁宴的《石事记事续编》（以上三人均系淮安人），都据理力争。《茶余客话》卷二十一有一则云：“明郡志谓出射阳（吴承恩号射阳居士）之手，射阳去修志时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已名？……现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但他仍然摆脱不了前人的影响，误认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以元人《西游记》为底本演义出来的，如“《三国志》本陈寿，演义则罗贯中”一样。最奇怪的是清初的《千顷堂书目》卷八中，虽编进“吴承恩《西游记》”一目，但却列入舆地类去。由于种种影响，乾隆年间新编的《山阳县志》，在《艺文志》中竟然不再列入《西游记》这一书目。此后，知道《西游记》出于吴承恩之手的人更是越来越少了。

　　吴承恩的著作权得到社会公认，应该归功于鲁迅先生。鲁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写了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在其第十七篇中，根据《淮安府志》、《石亭记事续编》等史乘，精辟地论述了《西游记》为明人吴承恩所作，并明确指出，其情节是从玄奘取经故事演变而来的。此后，学术界就没有异说了，并在新出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小说中，重新题写上光辉的名字“吴承恩”。目前，此书已被译成多种外文，流遍世界各国，成为世界文坛瑰宝，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二、《射阳先生存稿》与《射阳文存》

　　《射阳先生存稿》是吴承恩的诗文集。今知明刻本的《射阳先生存稿》中有陈文烛序和吴国荣跋。据序、跋及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吴承恩死后，“绝世无继，手泽随亡”。吴承恩的一个朋友叫陆遥，收集了不少遗文。吴的表外孙丘度决心编刻存稿，于是“从亲交中遍索先生遗稿”，“得其友人马清溪、马竹泉所手录，又益以乡人所藏”，请吴国荣及吴承恩生前“忘年交”张以衷、蔡世卿相与校勘，“汇而刻之”，共分为四卷。据吴国荣讲，这个集子中所收人的文章，“庶几存十一于千百”，其余大部分作品，为因吴承恩家贫无子，散失殆尽了。陈文烛序作于万历十八年，吴国荣跋作千万历十七年。大约吴承恩死后不久即着手编辑此书，编成于万历十七年（1589），刻成于万历十八年（1590）。

　　《射阳先生存稿》还有一篇李维桢的《吴射阳先生集选叙》。叙中说：“汝忠善吾郢人陈玉叔，玉叔行其集，盛有所称引。今勋卿丘公汝洪者，母夫人于汝忠为出礼称离孙。丘公念母而念母之舅氏，复搜玉叔未及录者，己，病其太繁，属不佞校删而为之叙”。据此叙，《射阳先生存稿》当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即前面所说万历十八年刻本。即所谓“玉叔行共集”者。另一个版本即李维桢的增删而定的本子。今传世的《射阳先生存稿》就是从这个本子来的。这个版本大约产生在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三年。因为叙中称丘度为“勋卿”，“勋卿”即光禄寺卿，丘度的最后一个官职即光禄寺卿，并死于此任上。丘度卒于万历四十三年，故李叙应作此前不久。此后未见说有其他刻本。

　　然而，这两种刻本流传极少，恐伯当时淮安人也很少有人收藏。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纂修的《淮安府志》，距刻本仅有十几年，在记载吴承恩的著作时，仅录“吴承恩  射阳集四册□卷。”书名没有说对，有几卷也不知道，似乎修志的人并没有能见到原书。清代淮安学者吴玉搢（1699—1774），非常推崇吴承恩，极力搜求吴承恩的著作。后来，很难见到的《射阳先生存稿》居然被他访求到手。他在《山阳志遗》卷四中说：“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极渝敝。后陆续收到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有正集四卷，还有续集一卷，这大概是人们所知的最完备的本子。此后的淮安地方志中均按此说记载了。但是，此书似乎得而复失了，并没有流传下来，连当时他的族孙吴进也没有见到过。吴进（1714—1793）也是淮安的学者，受其族祖影响颇深，他也极力搜求吴承恩的著作。1737年他在海州友人家见到过，仓促未及抄录。三十年后，乾隆丁酉（1777年），他在老友金书传家案头上，见到一个《射阳先生存搞》残本，如获至宝，便从中抄录了十六篇文章，这就是后来的《射阳文存》的最初本子。民国初年，段朝端（1843－1925）在他所钞藏的吴进传本上，加上他所发现的一篇《淮郡文献志后序》。当时因为《射阳先生存稿》原书没有再发现过，这个十七篇的节本便显得极为珍贵了。1921 年，冒广生将这个本子定名为《射阳文存》刻入了《楚州丛书》。因此，《射阳文存》的内容，并没有超出《射阳先生存稿》的范围。

　　自吴玉搢着到过《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及《续集》一卷以后，似乎以后再没有人见到过这种书。到了1929年，研究吴承恩和考证《西游记》的风气盛行，原刻本的《射阳先生存搞》四卷本，忽然又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被发现。为了满足当时社会上的需要，便在《故宫周刊》第十二期至第五十三期上择要连载，并于1930年依原书铅印出版，分上下两册。然而，吴玉搢所谓有《续集》一卷，始终没有发现。后来，这个原刻本《射阳先生存稿》四卷，据说被运往台湾去了。从此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发现原刻本或其他早期刻本了。

　　1957年，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刘修业以1930年铅印本为底本，参照《故宫周刊》、《射阳文存》、《山阳艺文志》、《山阳志遗》等书，进行校订，并加进他所发现的两篇佚文，定名为《吴承恩诗文集》，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一册四卷，第一卷为赋、骚、诗、颂；第二卷序；第三卷论、表、赞、杂著、志铭、诔、祭告文、跋、启；第四卷障词、词、曲。

　　这是研究吴承恩的思想与生平的主要资料。此书于1959年又出了新一版。

　　吴进《吴射阳遗集跋》云，吴承恩“诗向有别本”。似有单行吴承恩诗集，但至今没有发现，也许有过，现已失传了。今存吴玉搢《山阳耆旧诗》、丁宴《山阳诗征》等诗歌总集中，收有他的诗，但均未超出《射阳先生存稿》。

三、《禹鼎志》、《花草新编》及其他佚文

　　《禹鼎志》是吴承恩的一部志怪短篇小说集，现巴亡佚。

　　《射阳先生存稿》卷三中，收入了吴承恩自己所作的《禹鼎志序》一篇。海内外学者根据这篇序进行了研究，认为《禹鼎志》是一部传奇小说集，是仿照唐朝牛僧孺的《玄怪录》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的体例而作的。全书卷帙不多，仅有“十数事”。其内容为志怪，但其写作目的虽“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许多研究者认为，《西游记》的写作目的也应该是如此的。

　　《禹鼎志》是什么时候失传的，现在人们不得而知，淮安的各种版本地方志中均无记载。清末民国初淮安河下人王朝徵，写了一本《景潜庵随笔》，其中一则记载说，光绪甲辰（公元1904年），他与一个叫吴作梅的一同考上了秀才，因而得以到吴家去拜访。他在吴家看到了当年吴承恩的著书室“射阳簃”。吴作梅又拿出“先德所著《禹鼎志》原底本见示，为其家藏秘笈，而外间所罕见孤本”（此据《山阳河下园亭记补编》）。这件事情离现在已有八十来年时间。后来吴作梅“就馆江南，全家南迁”，故宅也售于他人，此书亦不知流落何处了。前几年，我在有关资料索引中获知，上海《新民晚报》1963年曾发表过《吴承恩〈禹鼎志〉的下落》一文。我立刻查询，原来消息来源也是熟悉王朝徵的人那儿，提供消息的人并未见过原书，只好恨恨了事。

　　《花草新编》是吴承恩编纂的一部词集，此书也早已亡佚。淮安的地方志中也没有记载，直到民国年间编纂的《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三《艺文》中，才补记上这一书名。解放后，上海图书馆曾购得《花草新编》残抄本三至五卷。《射阳先生存稿》卷二中，亦收有吴承恩所作《花草新编序》一篇。根据这篇序可知，编者对于“《草堂》大行，《花间》（《草堂》为《草堂诗余》，《花间》为《花间集》，均词集名）不显”，很有感触，所以“柬汰二集，合为一编……，故而以花草命编”。所选之词，“上溯开元（唐代中叶），下断至正（元代），会通铨择，录而藏之。”同时可以看出编者编选此书，体例严谨，抉择颇精。据刘修业的考证，现在世行陈耀文之《花草粹编》，即是在吴承恩的《花草新编》的基础上搞成的。

　　淮安现代学者叶德均曾访求过《花草新编》。他在《〈西游记〉研究的资料》一文（已收入他的《戏曲小说丛考》一书中）中说：“他辑的《花草新编》，前尚有传钞本流传，段朝端在民国初年曾见之．著录于《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三《艺文》。去年曾闻河下镇王某尚有藏本，访之亦无端倪。”叶德均此说，亦见于段朝端本人的著述。他于《椿花阁文集》（未刊）卷四中说，他在1919年春天，从淮安汪澄伯家访得《花草新编》一本，这本书“极厚，为百余叶，半叶九行，行十八字，虽行楷而古意可掬。每句旁识以小朱规，上下阕中隔大朱规，至为精审。奈触手即粉，叹惋弥日。”并说，其书“第一行《花草新编》卷之几”，次行“射阳吴承恩汝忠甫纂辑”。凡三卷：卷三中调，卷四卷五长调。前二卷已不存，后不知尚有若干卷。间附评语，如邓中斋《唐多令》“旅恨”后云：“邓中斋光荐为宋定遗老，耻居元代，故其词凄凉掩抑，有身世之悲。”因为此本“纸墨敝渝蠹蚀纠结，展读不易”，故未能钞录，仅于《续纂山阳县志》卷十三《艺文》中补录入此书名而已。此说与吴承恩的自序极为吻合。吴序说：“仍复批评，窃比于郑笺。……句度中分，庶咏歌之无误，菁英旁点，示警策之当知。” 1919年《射阳先生存稿》尚未被发现，段氏无从见到此序，足见段氏此说不诬。此书后亦不知去向，但此书与后来上海图书馆购入之书的卷数巧合，疑即为上海所购之书。此书中有编者评语，对于研究吴承恩的文艺思想，当是极为宝贵的资料。上说是70年前的事情。最近据淮安陈慎侗讲，解放初期曾于某家见过《花草新编》写本全部，陈慎侗认为的是吴承恩手笔，后来亦为外地书贾卷载而去，此事距今就更近了。

　　吴承恩的佚文，应是现在世传存搞的十倍以至百倍。但是，由于早年散佚，人们无法知道还有哪些文章，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访求。解放后，刘修业从万表《玩鹿亭稿》中，得到吴承恩遗诗《赠鹿园万总戎》四首，又从厂市得遗墨一篇：《云湖画菊跋》；后来，苏兴同志获见吴承恩为一个叫沫湖的人书写了一只便面，为七律诗《金山寺》。其他只知篇目不见文章的，亦寥寥无几，附录如下；

　　吴玉搢《山阳志遗》卷一所说的《西湖十园》小词。

　　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所说的《射阳先生存稿》续集一卷。

　　段朝端所说的《淮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传》。苏兴同志研究发现，《淮郡文献志》卷六中载有一段介绍古逸先生的小传，未署“射阳吴承恩撰”。看来这大概就是《淮安路医学教授古逸先生传》了。

　　范以煦《淮壖小记》卷四所说的记载在陆氏族谱中的挽诗。

　　另据苏兴同志研究，诗《秋兴》二首是依杜甫《秋兴》八首中的第二、三首原韵，理应也是八首，如果是，则尚缺六首。

　　此外还有《丁忍庵行状》、沈坤祖父母墓志铭、《挽赵菊丛》、《寿蒋雪鹤》诗二首。

　　以上这些知名的以及大量尚不知名的佚文，有待于继续发现。

　　附记：

1982年以来，吴承恩的逸文又陆续发现四件，记述如下：－，《朱曰藩书诗歌字卷跋》，见《文物》1985年第10期；二，《十峰公像赞》，见《沙浦刘氏族谱》；三，《刘居士夫妇合葬墓志铭》，石碑1990年4月于江苏灌南发现；四，《黄庭坚书庾信〈题画屏风〉诗帖跋》。

　　[本文原载《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