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淮安府志记载的《西游记》

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刘 怀 玉

 

  明代后期以来,“西游记”已成为以唐僧取经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小说一类作品的专有名词,天下皆知,人们一般不会再用“西游记”为自己作品命名。天启《淮安府志》编成仅距吴承恩逝世40余年,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记载的《西游记》肯定是小说。通俗小说能否入地方志问题没有硬性规定,天启志编者知道它是小说而将它记入,乾隆《淮安府志》编者又因为它是小说又将它删去,就是因为他们在这点上的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做法。

关键词《西游记》  吴承恩  天启《淮安府志》

 

   

最早记载吴承恩作《西游记》的是天启《淮安府志》。该书记载有两条,一条是卷16《人物志》,另一条是《近代文苑》。《人物志》的内容是: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另一条是同书卷19《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其文曰: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

 

康熙24年(1695)修的《淮安府志》继承了前人的做法,有关记载相同。

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此《西游记》仅是一篇普通的游记而已,不是指今天列为四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百回本的通俗小说《西游记》。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其理由如次:

首先,天启《淮安府志》记载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不会有错。

天启《淮安府志》修于天启6年(1626),距吴承恩逝世刚40余年, 修志人一般都是年高德劭的耆旧乡绅,他们记吴承恩的事,大致相当于今天60多岁的人记文革的事一样,当为亲眼目睹,亲耳所闻,不会有错的。清乾隆间人吴玉搢,在他的《山阳志遗》卷4中就曾说过,“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

其次,将天启《淮安府志》关于吴承恩的几段记载联系起来看,《西游记》就是“名震一时”的“杂记”中的一种。一般的游记是不会“名震一时”的,所以它就是人人爱读的通俗小说百回本《西游记》。

古代地方志中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往往要在几处出现,例如“人物志”中记载其生平、思想、宦迹等,而“艺文志”中记载其作品名称,以至于具体诗文;“选举志”中记载其中举人、进士的时间,“坊表”记载为其树立的坊表(如果有的话),“古迹·坟墓”中记载其葬地。如果将这些都放在一处叙述,既不合体例,又容易造成重复。所以利用方志研究一个人,必须将几处记载都要看到,还要将几处的记载放在一起研究,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人。天启府志的两条记载是互为表里的,将它综合起来看,就会产生一个完整的概念:《近代文苑》中所云“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是说吴承恩具有写通俗小说的本领,并且还写了几种,而且写的书很有名气,轰动一时,在淮安地方来说是人所共知的。《淮贤文目》则记载其具体著作,其中有《西游记》。以“博极群书”的文学功底,“善谐剧”艺术风格,写出来的作品“名震一时”。这样联系起来一推敲,这《西游记》当然就是那社会上流行的百回本通俗小说《西游记》了。还能有什么普通的游记能“名震一时”!吴玉搢就是这么理解的。他说:“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他便认为《西游记》就是“名震一时”的“杂记”中的一种,就是通俗小说。比他稍晚一点的阮葵生,也具相同的说法。 今人郭箴一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第六章中也说:“(吴承恩)生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为杂记之一”。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杂记”是否包括通俗小说,也就是说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是否可以称之为“杂记”。

这就牵涉到文学作品分类中的小说概念问题。在今天,小说是的指有完整或者比较完整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在古代,小说的概念比较宽泛,因为它多数是从史书、传记文学发展来的,所以这类文学作品后来就跟着叫“记”、“志”,或叫“传”,甚至称之为“志传”、“传记”。

吴承恩就曾称前人小说为“传记”。他在《禹鼎志序》中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牛奇章即牛僧孺(779-847),他的代表作是《玄怪录》,段柯古即段成式(803~863),其代表作是《酉阳杂俎》。此二者皆典型的唐人传奇小说,而吴承恩则称之为“传记”。这是他对小说下的一种定义。但这决不会是他个人的意见,或许就是当时社会上公认的定义。他这么说是遵循当时的社会习惯,他说的“传记”,别人就会理解他说的是《玄怪录》、《酉阳杂俎》一类的作品,不会理解成别的东西。虽然小说可能还有其他的叫法,如叫“传奇”,(我们今天都习惯称之为“唐人传奇”)但将它说成“传记”,在当时肯定也是不会错的。

唐人刘知已在《史通》内篇“杂述”第34中分小说为十流,“八曰杂记……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这就是说,在唐代就有人称小说为“杂记”的。这个说法一直被后人沿用,清人褚人获《隋唐演义序》说:“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簿,斯固然也。第既有总记之大帐簿,又当有杂记之小帐簿。此历代志传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褚氏即认为“志传演义”即是杂记。

宋代的类书《太平广记》,几乎收入了宋以前的全部小说,你看他那“引用书目”中那些书名,绝大多数不是叫“传”,就是叫“记”。如果把两类合起称呼,自然就是叫“传记”了吗?吴承恩称其为“传记”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太平广记》第484至第492卷这九卷书,那那些较长的,在当时就是通俗小说(一卷只一两则),如《李娃传》、《东阳夜怪录》等,归为一大类,称之为“杂传记”。“杂传记”实际上就“杂记”加“传记”,是两种叫法合起来的名称。所以称杂,大概是因为所记内容庞杂,有志怪,有博物,还有叙述史事人物,因而被称之为杂记、杂传记。

从上述情况来看,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称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为“杂记”,这恐怕也没有什么不规范的,而是顺理成章的。也许因为当时对小说还没有统一的叫法,而“杂记”的叫法又是其中一种,称之也可以的罢。因此,这“杂记”中的《西游记》,理所当然的就是通俗小说《西游记》。

第三,天启《淮安府志》所载《西游记》不可能是一篇普通的游记或者其他什么性质的文章。

同名书是在互不通信息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已知别人已有过叫某某的书名,一般是不会再用同样的名字为自己的书来命名的。今天常有同名作品,一般是从文字类作品改编成影视类作品,或者由影视类作品改写成文字类作品。这大都由原作者改编的,即使由别人改编,但都是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承认原作者著作权的情况下进行的。

自宋元以来,唐僧取经故事以各种文学样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西游记”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开始具有固定的所指。特别是吴承恩的百回本《西游记》问世后,在社会上褒贬各不一样,但是各个阶层的人士,从达官贵人、文人学士、老少妇孺、工农士商,贩夫走卒,无论你是赞成它或者反对它,有一条却是一样的:大家都爱读它,甚至到处传讲,无不为它的深刻的内涵、优美的故事、恢谐的笔调所折服。因此,在吴承恩时代,大凡人们一提到“西游记”三个字,人们就会联想到唐僧取经、孙悟空、猪八戒的故事。也这是说,在当时《西游记》一名已成固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就是特指唐僧取经故事的戏曲或者小说。阮葵生就说过,“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已名?”这足以证明小说《西游记》是“世俗通行”人所共知的。基于这个原因,后人即使到他所在地西部某处旅游,写成一篇游记,也绝不会再用“西游记”来命名的。一是会被人与天下熟知的小说混淆,二者是怕人说你孤陋寡闻,连大家耳熟能详的小说《西游记》都不知道,还用这个名字来作文章题目。以今天来说从前,巴金的小说《家》出版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一部书取名《家》的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有了中译本以后,大约不会再有人写一本同名的小说了。同样道理,也可以这样推理:吴承恩如果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即便他写过一篇去西部的游记,他也不会用《西游记》来命名;如果吴承恩的《西游记》仅是一篇普通的游记,天启府志的编者就不会将它记到《淮贤文目》里去。本人孤陋寡闻,百回本小说《西游记》问世以外,还未见过一部或一篇再叫《西游记》的书籍或文章。有的只是《西游记》的续书之类,但要加上“续”、“补”、“新”之类的限定词语,以免与原著小说《西游记》相混淆。

第四是通俗小说能否入地方志的问题。

通俗小说能不能入志,在古代可能没有统一的说法。大约有些人是不肯接纳通俗小说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

通俗小说虽是小道,但古人并不讳谈。许多学者在研究经史,撰写经世治国文章的时候,还常常讲到通俗小说《西游记》,而且还要收到他们的文集中去。明代谢肇淛(15671624《五杂俎》卷九谈及《西游记》时说,“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盖戏词也。”在他的另一著作《文海披沙》中又说:“俗传有《西游记演义》,载玄奘取经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读者皆嗤其俚妄。余谓不足嗤也,古亦有之。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伐蚩尤,迷大雾,天命玄女授指南车;禹治水桐柏,遇无支祁,万灵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纣,五岳之神来见,太公命时粥五器,各以其名进之。至于《穆天子传》、《拾遗记》、《梁四公》,又不足论也。《西游记》特其滥觞耳。”清代纪昀(17241805)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经常讲到志怪杂记,而卷九《如是我闻》中直接讲到《西游记》:“吴云岩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土、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钱大昕(17281804《潜研堂集·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编,于西域道里风俗,多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村俗小说演唐元奘故事亦称《西游记》,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焦循(1763-1820)《剧说》卷四:“元人吴昌龄《西游记》,与所俗传《西游记》小说小异。”

古代也有许多儒家学者认为地方志可以记载通俗小说,他们似乎没有禁忌和规矩的束缚。清代金石学家吴玉搢(16981773)在他的《山阳志遗》卷4中说:“天启《旧志》列先生(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吴玉搢,字藉五。《清史稿》儒林二有传:“官凤阳府训导。著有《山阳志遗》、《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又著《别雅》五卷,辨六书之假借,深为有功,非俗儒剽窃所能彷彿也。”《淮安河下志》卷11说,他“尝南浮大江,访求奇人逸士,与涉历山谷,采获古迹,证其所学。穷冬匹马走塞上,登居庸关,所至就戍卒野人,叩以山川阸塞,时徘徊丛莽落日中,至竟日不食,人多怪之。后游京师,时翁覃溪方纲、朱竹君筠,方以考据金石称专家,闻玉搢至,争出所著以相质。尝主秦尚书蕙田家,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多出玉搢手订。世有奇文残字,博物家所不能辨者,皆踵门求教。”像这样一位考据学者,时代比我们早,应该说他的封建正统意识肯定比我们还要浓厚,但他就不怀疑天启志记载的《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

清代经学大师丁晏17941875)也坚信不疑。他在他的《石亭记事续编书西游记后》中说:“《潜研堂集》跋《西游记》云:‘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小说《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晏案,钱氏谓明人作甚是。记中如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土、翰林院、中书科,皆明代官制。邱真人乃元初人.安得有此官?其为明人作无疑也。及考吾郡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吴承恩下有《西游记》一种。承恩字汝忠,吾乡人,明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旧志《文苑传》称: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极群书,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一也。”丁晏,字柘堂,江苏山阳人。《清史稿》儒林三有传,说他精于考据,于十三经都有论著。 像这样的学者,也没想到方志中不能记载通俗小说的禁忌,一直紧持认为天启志记载的《西游记》就是小说。为了使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不再与丘处机门人李志常的《西游记》相混,淮安杨慧生特地将李书刊刻出来。丁晏为他作了《杨慧生重刻西游记序》(颐志斋文集卷五),又重复了上述观点。丁晏虽是位经学大师,同时对通俗小说也很予以关注。如他读了《醒世姻缘传》以后,认为其作者就是蒲松龄。丁晏也是一位通俗小说爱好者和研究专家。

如果说因为他们是淮安人,有点“地方主义”。那么外地学者也有许多人是同意吴玉搢、丁晏的说法的。陆以湉(18021865《冷庐杂识》说:“《西游记》推衍五行之旨,视他演义书为胜,相传出元邱真人处机之手。山阳丁俭卿舍人晏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是其乡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所作;且谓记中所述大学土,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司马、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传之讹。”邓之诚(1887~1960)《骨董琐记》中说:“《西游记》相传出邱处机手,非也。山阳丁俭卿晏据康熙《淮安府志》,是其乡吴承恩所著。承恩嘉靖中贡生,官长兴县丞。书中所述,皆明代官制,且多淮郡方言。”至于鲁迅、胡适这些当代的大学者,他们的态度大家都是知道的,就用不着赘言了。

阮葵生虽也是淮安人,但他却认为小说不值得记载到地方志中。乾隆年13年(1748)修《山阳县志》,他在京城任刑部侍郎,又博学多闻,著有《茶余客话》,颇知名。在淮安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朝廷大老。当时的知县金秉祚,曾就吴承恩所作《西游记》一事询问过他。他回答说,“此事真伪不值一辨”。所谓“不值一辨”,有两层含义:一是天启府志所记吴承恩作《西游记》这件事本身是不用怀疑的,那就是一部“通俗演义”小说,肯定是吴承恩所作。二是此书仅一部“通俗演义”小说而已,根本用不着记到府志里去。就因为他这一句话,乾隆《山阳县志》,以及据此编纂的乾隆《淮安府志》便没有再记载吴承恩作《西游记》了。其不入志的原因,正因为它是一部“通俗演义”小说,如果真是一篇普通的游记,也不至于遭到如此厄运。

编纂天启《淮安府志》的时候,社会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前不久李三才在淮安做了十多年漕运总督,办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成为东林党人政治代表人物。他在淮安漕署辟了一个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淮安府出现了一大批复社成员。当时政治黑暗,朝廷腐败,社会动荡,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要求民主,思想十分活跃。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普遍主张突破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反映市民生活的戏曲、小说作品,在创作、刊刻印刷、阅读传播通俗小说方面,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一部通俗小说,是当时人们熟知的。在当时条件下,人们读小说,谈小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文人的文集中谈小说,批点小说是很平常的事。天启年间,《淮安府志》的编者将吴承恩有小说《西游记》记入了府志中,在那个年代是很自然的。所以用不着怀疑,天启《淮安府志》所记《西游记》,就是百回本通俗小说《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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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鲁迅《小说旧闻钞》:“康熙《淮安府志》卷11《文苑传》及卷12《艺文志》,所载吴承恩事迹及著作,并与天启《淮安府志》同。

② 学术界一般认为吴承恩的卒年为1582年。参见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此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1,原文如下:金漳山先生令山阳,修邑志,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志;余谓此事真伪不值一辩也。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借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求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已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桧,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要不过为村翁塾童笑资,必求得修练秘诀,则梦中说梦,以之入志,可无庸也。他于《西游记》书名后还加上通俗演义四个字,即更表明他认为天启府志所载《西游记》就是通俗小说。

《清史稿》儒林三丁晏传:“生平笃好郑学,於诗笺、礼注研讨尤深。以毛公之学,得圣贤之正传,其所称道,与周、秦诸子相出入。康成申暢毛义,修敬作笺。孔疏不能寻绎,误谓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郑旨。因博稽互考,证之故书雅记,义若合符,撰毛郑诗释四卷。康成诗谱,宋欧阳氏补亡,今通志堂刊本讹脱踳驳。爰据正义排比重编,撰郑氏诗谱考正一卷。以康成兼采三家诗,王应麟有三家诗考,附刊玉海之后,舛谬错出,世无善本。乃蒐采原书,校雠是正,撰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所著书四十七种,凡一百三十六卷,其已刊者为颐志斋丛书。”

张清吉《醒姻缘传新考》引孙楷第致胡适信云:“此书作者,《骨董琐记》以为蒲留仙。前曾访《骨董琐记》作者邓文如君,叩其来历,云据缪荃荪(18441919《云自在龛笔记》稿本。所记鲍廷博语,乃缪氏亲闻之丁晏者。”

 

(原载《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