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园林史话

林泉高士爱吾庐

以陶渊明为旗帜的隐逸之士，为了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以归隐田园复归自然求得人格的独立。他们以自然美景为精神避难所，以欣赏山水花木调节心理，医治创伤；以逸居乐道、寄情山水，笑傲王侯、超越物欲。林泉之乐、竹石之好，真正成了情趣盎然的高雅的美的享受，进而使人超脱功利、伦理、政治意义上的自我，一洗尘俗，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高雅的审美趣味，高洁的潇洒心态，深为后世所景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向往的理想生活范式和封建时代高层次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重要内涵。淮安在明清之际，大量涌现的遗民逸士园林，正是承其流风遗韵。尤其是一些志士，宁以布褐终身而不被满清之一丝帛，宁可三餐无继而不受朝廷之千钟粟，一代风节自可映照千秋。那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成其为园林的荒斋小筑，理应同样得到历史的垂青和后人的珍视。

古代文人常叹：“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然君子无所有，故无所不有。所谓“蓬蒿三亩居，宽于一天下”（赵嘏《赠处士幽居》）。淮安历史上的著名的寒士隐逸园林有：赵嘏的竹轩、徐积的东轩、（《题东轩》：“我家东畔好凭栏。柳一林边水一湾。”）明末张致中与张弨（著名的朴学家，人称张博古，清江浦博古路即因其得名，其家虽清贫，但储藏鼎盉碑版之文颇富）父子的符山堂、虽遥阁及清中叶思想家与诗人潘德舆（号四农）的养一斋等。

庄子曰：“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寒门才士的园林，大率皆穷巷陋室，最多略备花木、小有池亭，甚至竹楼茅舍，仅一树寒梅、几竿翠竹；或半篱霜菊、数棵青松。然松梅竹菊为友，琴棋书画作伴，一派恬淡宁静，涤除尘市浮华后，反而可以去鄙远俗，可以读书研理，更可见性明道。身临其园者，自可感受到氤氳的文人气息和扑鼻的翰墨之香，自不生富贵想、淫欲想；自不致有酒肉之污浊、笙歌之繁会，别有一种妙处，惟得妙者乃知其妙也。

射阳簃

吴承恩出身书香之家，曾祖吴铭为余姚县训导，祖父吴贞任仁和县教谕，都是比较清贫的学官。到其父亲吴锐衰落下来，由仕宦降入市民阶层。作为封建时代的人，生来头等大事就是要光宗耀祖，吴承恩要改变家庭社会地位，必须通过科举取得功名，重振家声，肩上担子很重。事实上，他也自负满腹经纶，视取青紫如拾芥。可是“风飞雨送三十年，襕衫尤在灯窗前。后尘衮衮总新样，万事纷纭休问天。”学问不如他的钝才后学都一个个纡青拖紫了，他还一举难如登天，这时才痛苦地意识到：“功名富贵自有命，必欲得之无乃痴。岁华推移如弈棋，今我不乐将何为？”从其《斋居二首》中可知，所谓“乐”，除了著《西游记》，就是侍弄园圃：“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午花气扬，林荫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似陶隐居，松风满虚阁。”“朝来把锄倦，幽赏供清燕。积雨流满畦，疏篁长过院。荼蘼春醉屡，蕉叶新题遍。”看来文事加园事够繁忙的。其园中有小池山亭，几曲红栏、一泓碧水，常有双鹤来天际。寂寞时在池边弹琴，赖有鱼鹤为知音：“广陵一曲畏人知，闲弄丝桐向小池。金鲤跃波玄鹤观，世间鱼鸟即钟期”（《池上即事》）。窗明几净清幽无尘的射阳簃，也颇有诗意，啸傲烟霞无俗客，对坐赏花静观云。其《雨中花》云：“槛外芭蕉初过雨，又簾捲夕阳奇树。见万顷琉璃，残霞散尽，白鸟双双去。客到瓦炉烹日注，渐坐久，相看无语。正一片松风、满轮萝月，都在泉飞处。”

后来，到了六十岁，他还是出仕了，做了一年多浙江长兴县丞，还因减轻贫苦农民的赋税，被豪强地主们诬告，蹲了几天大狱。好不容易挣脱了珊瑚铁网，为何再作冯妇？有人说他“仕为贫”，其实不然。陈文烛称其：“张文潜以后，一人而已。”“以诗文享盛名。凡一时金石碑版、祝嘏赠挽之词，无不以先生一言为荣。”卖文为生，也可以活得很潇洒，应不缺这三斗米。大概，还是那“光宗耀祖”四个字作怪，算是对先人的一点交代。他晚年做官是极不情愿的，“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春晓邑斋作》）。他忘不掉家乡园居生活的惬意，“风尘到处经双眼，丘壑何年借一枝？”一心只想着“还家好买西湖曲，万朵芙蓉映钓丝”。他终于跳出刀丛剑树，带着累累伤痕回来了，虽然已无力去圆那在管家湖构园的人生美梦，但在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后，最终实现了人生最大的价值。

一九八二年，为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迎接全国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在淮召开，淮安县（今楚州区）人民政府在旧址上复建了吴承恩故居。

古调堂

杨庆之咏淮安名人诗中云：“一阵夷齐下首阳，就中英朽各低昂。渡河自有凌云句，对垒椰冠古调堂。”说的是清初，山阳县十七名秀才拒不参加满清的科举考试，被集体落籍后组织文学团体望社，其发起人主要有茶坡樵子靳应升与椰冠道人张养重（号虞山）。

靳茶坡家原在繁华的新城，明末被迫迁至盐河北东里，在河之隈建茶坡草堂，因以“渡河”名其诗集。这里唯一的好处是，人烟稀少，门巷阒寂，便于遗民活动与望社集会。凡同仁社友北上，大家皆头一天下午过河，齐集茶坡草堂，痛饮酣歌以壮行色，连床大被，半宿话别，一早长亭分手。如《春夜送别邱曙戒》：“烂漫春星覆草堂，同人颠倒共连床。灯摇客绪维烟艇，月照离情满屋梁。江海风骚今谢眺，东南名宿古仇香。丽谯漏鼓声初歇，还共婆娑劝一觞。”

张虞山二十六岁中县学秀才，次年即遇甲申之变。顺治朝曾六次征召，饵之以功名利禄，然不为所动，一生酷贫而不改奇节。家初居新城，满兵占据东平侯府后，下令居民尽室远徙，被迫去乡间营居。偏遇大水，运河决堤，将其仅有的几亩祖田与数间茅屋冲毁，幸得友人相助，迁家于白马湖畔的饮牛草堂。马骏《送张虞山归隐》：“抱甕携家去水滨，萧然四壁自栖贫。他时生事春潮里，白舫青筒钓细鳞”即述此事。久之，终因母老家贫，不得已作为家庭教师，随邱象升赴海南琼州。后又“足迹半天下”，换取升斗之资，以赡养老母哺育儿女。流浪了十八年后，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旧城内驸马巷红板桥西筑茅屋数椽，名之曰古调堂，取自赵嘏咏陶渊明的诗句：“古调诗吟山色里，无弦琴在月明中”。为贺其晚年终能定居下来，大江南北有百多位诗家，和其新作《石板桥西一草堂》。

归乡三年后，又归道山。杜湘草《哭张虞山》：“海内才名四十年，江山万里涉风烟。忍饥至死穷能固，守己平生老更坚。……再来樽酒论文地，红树楼（先生书斋，仿南宋遗民龚开红树山房）中听杜鹃。”

后人将其诗作定名为《古调堂集》。这些诗中描绘了祖国大好河山，记述边疆风土人情，更抒发了深切的亡国之痛。邱兢《题张虞山诗集后》云：“六召当年负盛名，林泉坚卧晋渊明。曾携竹杖浮琼海，自戴椰冠入帝京。红树影中千尺阁，青峰江上七弦声（曾于岳阳楼上弹琴，舟中客闻之咸泪下）。秋心（与靳茶坡、阎再彭合著《秋心集》）读罢愁多少，泪洒苍梧万古情。”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称：“吾乡诗人入古人堂奥者，前推宛丘，后则虞山。”誉其为吾淮诗人继张耒后第一人。作于白马湖畔红树楼的《秋怀七首》素为人所称道，其二云：“豆棚瓜蔓挂秋垣，僻巷人稀久闭门。长夜城笳回角枕，夕阳渔笛暗溪村。忧时自著江郎赋，怀古空招楚客魂。世上悠悠何足论，孤云野鹤共朝昏。”其五云：“傍树依岩一草亭，风尘阅尽似飘萍。霜干水冷芙蓉舫，木老烟空翡翠屏。对酒呼天倾白堕，临轩扫榻写《黄庭》。支颐莫向西山望，户外秋声不可听。”其成名句“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更为王士祯所激赏，收入《渔洋诗话》。

一蒲庵

阎氏先世太原人，明正德年间来淮业盐，后弃商习儒。阎世科曾中万历进士，旧宅原在新城，园中有金石庋、嘉树轩、秋舫等，明季被刘泽清强占建藩府，其子修龄（字再彭）遂迁家至平桥河西白马湖畔，筑一蒲庵，有影阁、鹪巢、鹤墩、饮牛草堂等。吴山夫《山阳耆旧诗》中这样评价阎修龄：“先生家世豪贵，独折节以读书取友为乐。未弱冠进学，复从漳浦黄公道周游。甲申后，弃儒衣冠，（效殷之箕子而不得，慕尧之巢父而不能，别号饮牛叟），……去城西四十里小筑一蒲庵，朝夕行吟，介然自守，不趋流俗。”坚瘦清雅的菖蒲为花草四雅之一（兰幽芳淡雅，菊野逸高雅，水仙娟娴素雅），主人取蒲之坚韧以自励，故园名一蒲。丁晏《脞亭胜录》云：“先生沧桑后，隐居白马湖，与同里茶坡、虞山诸人结望社相唱和。风雅之士一时翕集，如黄冈杜茶村、太原傅青主、南昌王于一、宁都魏冰叔、临清倪天章、徐州万年少、阎古古，皆下榻相待，飞觞拈韵，为南北词流所宗，不减玉山雅集之盛。于世味泊如也。”

张、靳、阎三人初发起成立望社时，有本地诗友十数人，后来万寿祺、杜浚、傅山、李楷、阎尔梅、蒋楛、毛奇龄等外地文人又陆续加入，队伍逐渐扩大，前后相继近百年。所谓“望”，表面上是以每月既望（十六）为社期，实际潜寄复明希望。早期活动带有反清性质，较为隐密，多在湖心寺、一草亭、茶坡草堂或一蒲庵。尤其是一蒲庵，远离城市而交通便利，环境幽雅，主人又极富经济实力，为理想的集社场所。后来社中人有的仕清，有的远走他乡，但仍能和而不同，甚至终生保持极深厚感人的友谊。一蒲庵门临大运河，为南下必经，与茶坡草堂一北一南，也是集体送别的好去处。如送嵇宗孟赴任时，胡天放就有与众人《送嵇二南行宿一蒲庵》诗：“送友东瓯去，因之宿一蒲。铙歌云外尽，钟磬梦中孤。晚月沉前浦，春星照大湖。往来溪上客，一夜听荣枯。”陆求可（号密庵，竹民祖父）中顺治年进士，官刑部员外郎，外放福建提学。往返过平桥，仍在阎家停留。其《夜泊一蒲庵》云：“雨积苍崖水欲平，舟依虚阁晚秋横。”

康熙中，大概主人思想上起了微妙的变化，不再隐居乡隅，在河下镇买了一大片院落，其中包括梅家巷头状元沈坤的旧宅，新建了高大华美的眷西堂、清丽轩敞的秋山红树阁等。因南北横跨竹巷街，人行于过街楼下，故又称阎家过道。其子若璩（字百诗，号潜邱）是与顾炎武齐名的经学大师（逝后康熙帝亲制挽诗，并作文祭奠），“一时名士如李太虚、方尔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辈行与交。”眷西堂中经常硕儒满座，少长咸集。徐北山《眷西堂百诗徵君留饮》云：“楚城西北望，河水东南流。陵谷生新感。衣冠忆旧游。停车上客过，问字草堂幽。日暮闲寻眺，白云红树秋。”百诗子阎詠中进士后，家渐落，宅第卖给程朝徵。但阎家过道名称却一直保留下来，后人过此，常怀敬意。故梁薇舟《阎潜邱眷西堂》云：“蒲庵虽小一乾坤，南有鹪巢北鹤墩。太息新城遗宅尽，秋山红树泣龙门……”

望社早期还有一名重要骨干马骏（号西樵山人）。吴山夫称他“天资敏秀，潜心学问，兼能鼓琴度曲，善行楷书，作小印章无不极妙。结庐湖上，蒹葭秋水，映射书帙，日与同社及四方名士赋诗饮酒其中。”早年诗云：“身凭落木看归鸟，人在荒天想啸歌。”“霁云独觉捐生易，世杰空悲救国难。”晚年中了康熙举人。其家原有清弈轩、不离草堂在龙兴寺塔南，清初又建听山堂于东溪之滨。杜浚（号茶村，常寓马骏家中）听山堂诗序云：“西樵山人移居河畔，而余适至，嘱题堂额。余应以听山，郦生语也。此地有清流古木，云峰苍然，足以当之矣。”主人《听山堂积雪》云：“行似雪山外，住似雪山中。几根冰地竹，干扫绿窗风。”为施愚山所称许，《题西樵听山堂》云：“独吟冰雪里，绝调许谁听。”

秀才李挺秀，清初自动落籍。与其子皆为望社成员。其家在湖嘴，宅有红桥绿柳，山石极多，雅擅园林之致。玉诜（ｓｈēｎ）堂为其读书处，人赠联云：“书登八索九丘上，人在十洲三岛中”。李蒸《重葺玉诜堂》序云：“此堂先君子林下所居，轩窗静敞，院宇幽深。古藤一架，紫萼扶苏。其下莳杂花数种，深红浅碧，掩映生姿。假山嵌空玲珑，峰峦秀耸，岁久重葺，诗以纪之。”宅中还有惕介山槃，寿藤山房等。后售与他姓。其六世孙李元庚迁居曲房巷后，于宅旁隙地筑补园，以补先人旧迹。正厅三楹，仍用玉诜堂名。西辟书室二间，榜曰：餐花吟馆，《河下园亭记》即著于此（其孙李鸿年著《河下园亭记续编》）。馆北有地半亩，搜集湖石三百余块垒山，造一屋曰惕介山房。山之西，编竹为门，穿竹径西向一室曰：筼筜小舍。舍之南出小门，履曲廊登山，则小盘谷在焉。过山向东而北，有晚香草堂，系结茅为之，主人最爱菊，故名。更于宅南购地，专以养菊，得百数十种。其女儿（适陈氏）以小楷编花名成册。

隰西草堂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清初的淮安，似乎成了南北遗民志士的大本营，许多人常年寄寓淮上，甚至终老此乡。

徐州万寿祺（字年少），崇祯举人，因起兵抗清被捕，后逃出虎口避难至淮，自称沙门慧寿。起初，在河下镇菜市桥之西里许，结草庐于蒲汀柳岸，杂居于园丁渔户中，即以隰西名其草堂。曾作《春兴》诗云：“一日一度坐湖回，桥门春水对人开。江鱼味美冲波出，野鹤风高自海来。北郡鼓鼙连碣石，西山寇盗隐蒿莱。独惭无事耽花鸟，夜起看星上钓台。”中夜无寐，起看将星，徘徊于韩侯钓台之上，可见其内心煎熬之烈。在此居未久，人亦罕有知者。后乃移居清江浦西门外，买一旧宅，西邻普应寺。院中有百余年老梅，其《草堂前旧梅一株放花却赋》云：“剩得南枝疏影横，草堂旧馆独凄清。百年冰雪身仍在，十日春风花已生。乱后故人犹见汝，定中居士未忘情。纷纷桃李喧城市，坐对空山共月明。”宅边数亩田垅，自耕而食，仿五柳先生取名南村。主人自道：“深巷重门无是非，闭关掩席看花飞。……著书未了复渔猎，满地江湖人未归。”（《隰西草堂杂诗》）而四方慕其名者渐不绝于道，甚有夜半问渡，涉黄河来拜访他，隰西草堂遂名噪一时。靳茶坡过其新居，有《隰西草堂》诗：“虽少冬青树，犹余补壁萝。闲居真处士，枯坐老头陀。云水随缘过，江山入梦多。问津如有客，夜半看黄河。”

顺治九年（1651）顾炎武至淮，与万年少订交，临行时以小舟载米，来草堂话别，万作《秋江送别图》以赠。互相推崇气节，顾《题万举人寿祺》诗云“万子当代才，深情持高爽。时危见絷维，忠义性无枉。”万逝世后，顾置素车白马，走九百里，来清江浦哭万年少。

同时有园林的著名外籍遗民还有倪之煌（字天章，号钝道人）、徐古田等。

据吴山夫言：天章父亲倪鸾，明末为总兵官，驻守宿迁马陵，后隐于淮，天章又娶山阳王氏女为妻，遂在此定居。蔡昂《南堤晚眺》有句云：“乾坤何物堪容眼，淮水东头一草亭”。天章即以一草亭名其建于湖嘴的别墅，内有餐菊草堂等。凡往来过淮的同道，无不延揽接纳，酒食款待，诗文唱酬。尤与山阳人刘勃安交厚，见其家从新城被赶出来，慨然割所居一半给他，晨夕聚乐，外人不知其为两姓。毛奇龄避难至淮，变姓名匿迹天宁寺中，人无知者，惟刘倪二人一见奇之，定交于萧寺。后闻有追踪者，遂藏于复壁中，而日洁酒脯以饮食之。毛奇龄每与勃安及天章饮，见堂前薜荔墙丹黄烂然，必徘徊其下，恻然发叹曰：“吾他日去淮，所难忘者，此薜荔墙矣。”又与友人札中云：“韩王孙，一漂母耳。而予之为漂母者无算。”正指刘倪诸君言也。“天章阅历沧桑，故其诗苍凉激楚，多凄怨之音，孤雁啼霜、哀猿叫月，欧阳子所谓穷而后工也”。晚年无子，客死他乡，一草亭也毁弃。

明初中山王徐达后裔徐古田，明末迁居淮安新城，后筑西郊草堂于湖嘴。自题《草堂》诗曰：“草堂依旧筑岩阿，怪石嶙峋迹未磨。白过池塘山欲雨，青垂庭院碧生萝。”汤西厓题其《重经集序》云：“山阳徐子古田，工书，写山水，名满天下。所居枚里，当南北往来之咽，四方投刺，躧（ｘī）履相迎。”其侄徐麟吉（字日驭，号北山），亦善诗，为清初淮安三名家之一。漕督董安国谓：“茶坡诗如匡庐晓雾，虞山诗如岭上梅花，北山诗如洞庭秋月。”阎百诗谓：“茶坡澹远，虞山沉快，北山雄浑。三君旗鼓先后相当。”

苇间书屋

边维祺（字颐公，号寿民，晚号苇间居士）二十岁中秀才，应乡试不中，即弃去，寄情于诗画。二十五岁后经年远游，多历奇险，游踪隐秘，后人一无所知，直至不惑之年，始有行迹可考。其画作备受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帝）赏识，王府中张其画四幅于屏，曾使人捎信，促其“一游都门，可博进取。”但他漠然置之，高蹈不就。六十余岁曾作《沁园春》自述生平：“自笑鲰生，五十年来，究竟何如？只诗囊画箧，客装萧瑟；瘦驴疲马，道路驰驱。大海长江，惊风骇浪，冒险轻身廿载余。真奇事，却公然不死，归到田庐。”可见有段九死一生的惊险经历。其好友郭焌题《苇间老人泼墨图》云：“雕龙有谈信惊座，射虎若骑能杀贼。几曾将相与侯王，空尔东西与南北！外间只说边芦雁，今我披图长太息！”可略窥其早年侠义雄风。

山阳旧城窦娥巷东南梁陂桥附近，有一大片沼泽陂塘，其东北隅有边家老屋，四面环水，芦苇丛生，入秋蓼红荻白，宛在画图。边寿民“万里归来，就宅畔诛茅结屋，柴扉外，沙明水碧，荇青蒲绿。”郑板桥称：“数枝芦荻掩烟霜，一水明霞净楼阁”（《淮阴边寿民苇间书屋》）。这里可容其睥睨笑傲，大叫狂歌，“况苇屋雁汊门迎，正粉本当前无数。”又是观察野雁的绝佳处。“纸窗木榻，平临水曲；豆棚瓜架，紧靠山厨。”内外整洁不容唾，陶诗欧帖无点尘。先生“安稳不愁风浪险，寂寥却喜烟霞足。更三城宛转一舟通，人来熟。”于是，“卖画闲钱，都充酒价，”知音同调日过其间，求墨宝者更络绎不绝，主人似乎应该心满意足。

然而，曹学诗题《苇间书屋图》云：“荷花结屋蕙为宫，古树欹斜系短篷。海内风尘闲韵士，客中岁月老英雄。半生活计鱼虾足，四面比邻雁鹜通。”“江湖空负澄清志，烟水聊为啸傲游。”诗中指明笔墨乃其余事，以绘画而得名，非其初衷。确为知者之言！边寿民《长亭怨慢·自题画雁》亦云：“念平生落拓，地北天南羁旅。挥毫状物，也只算自抒心绪。”所以爱画芦雁，是觉得他们命运相似，已浑然不知雁是寿民，抑或寿民是雁，在雁儿身上，有着太多太多的寄托。

吴进在《山阳耆旧诗》中说：“先生画以芦雁得名。其干墨画豆角菱藕、瓶罍器具，水墨画花卉，无不佳妙，名播远近。一时名流造访求画者无虚日。居城东湖水一曲，蒲苇绿涨，一碧无际。苇间书屋数椽，前植高梧，列以奇石曲槛，蓄法书名画古鼎彝。慕之欲造未得入者，有如倪高士之清閟阁、云林堂焉。先生雅趣修洁，垂绅佩玉，缓步逍遥，遥望之飘然若仙。”

边寿民晚年归来后，家人已不在，曾得一红袖添香。六十九岁去世后，遗下弱妾幼子（边溶），邻人常闻夜哭。咸丰年间，苇间书屋为杨庆之（字笏山）购得。

清代比较著名的书画家园林，还有潜天坞、紫薇清署、东涧精舍、旧雨草堂、青棠书屋等。

陈丙（号皜斋）乃越南国王后裔，其先世因黎氏政变，逃来中国，迁徙过许多地方，最后在河下定居。其邃于王阳明心性之学，以慎独为切要功夫，晚年兼通内典（佛经）。暇则观道书，喜吟咏，善绘画，日凡数纸。年八十五如五六十岁人。所居在竹巷街广福寺南巷内，园中有小山，峰石层累而成。文竹数百竿，东西有廊，旁穿一井，书楼二楹，自题曰潜天坞。年轻时曾著《花鸟春秋传》两卷。晚年《自题花鸟春秋传》云：“少年才思惯纵横，好异矜奇触绪生。拾得前贤牙后慧，小窗余墨试聪明。”“学道年来只致知，如斯伎俩耻为之。而今写与闲人看，茶熟香温渴睡时。”徐嘉《遁庵丛笔》云：“陈皜斋先生系出安南，早岁英姿飒爽，晚乃遁入禅悦，署所居曰：潜天坞。部署竹石，蒲团棕拂、茗碗炉香。作诗文或近《凿壤集》，或似《参同契》，又如老僧登戒坛，拈花说偈。八十岁时，程竹坪丈赠以联云：同甫（陈亮）世原称学者，希夷（陈抟）人说是神仙。知者咸以为超脱，似其为人。”

黄燦（字叶村，号只古山人）以画闻名于江淮间，最为张之万所赏识（其兄黄杰、弟黄炯俱善画）。家在竹巷魁星楼东。园在宅后，有土山，山下浚池，环以松柏梧竹，交映山旁。屋一椽曰只古阁。每日临池在退一步轩中，颜曰紫薇清署。另有吟清楼三楹，包世臣题额，乃其子藏书处。楼主黄芷升，就是那个因闱场诗题“家在江南黄叶村”与父亲字同，遂拒考而交白卷的孝子。今天看来好笑，当时却传为美谈。后中咸丰二年举人，卢介清在《咏淮纪略》中赞曰：“绘水摹山妙入微，先生有子入乡闱。临位亦讳非愚孝，不赋江南一棹归。”黄氏园为佚名古园遗址，开凿荷池时，曾从数米深地下挖掘出石案等古物，黄燦自绘《凿池得石案图》，遍征诗词题跋。顾云臣（山阳人，翰林编修、湖南学政）题《卜算子》一阕：“局脚切云根，千载谁相遗？应恐淮南老画师，压损佳儿背（巧用“淮南老画师”龚开就儿背作画之典故）。自写古须眉，曾任禅黎世。赏月吟风此一凭，依约三生事。”

道宁堂

淮安自唐以来，名医辈出。清中叶后，形成了著名的山阳医派，而其发源地河下，更有“丛医镇“的美誉。名医的诊病之所多与宅园连在一起。最著名的就是吴鞠通的问心堂，然毁于道光初一场大火，已无从细考。有详细资料记载的主要有汪氏道宁堂、王丹林的惺惺书屋、高映清的鲁石山房、季凤书的面湖草堂等。

汪奎元幼时受业于从叔汪廷珍，后秉承世传外科之学，弃儒从医。其家在二帝阁南粉章巷，院中有古槐、枣树各一株，山石竹树雅擅园林之致。道宁堂，即为人诊病之所，含“妙道宁人”之意。其幼年同窗李宗昉（嘉庆榜眼，礼部兼刑部尚书,汪廷珍发妻之侄）书额。对门邻居杨鼎来赠以楹联：“深情如印桃潭水，妙手能生桔井春。”其孙汪九成(号小川，江淮名医、慈善家)后购得北邻叶氏安乐窝船厅三椽、隙地一区，又扩建梅竹山房，路山夫书额。叶园中旧有胡桃树一株，大可合抱，数百年物也。更植樱桃、葡萄、桃、杏、枇杷、榴、梨、梧桐各果木树；莳牡丹、芍药红白紫各数本，杂以天竺、茉莉、桂花、石蒜、萱花等。中庭有石几石凳为博弈之用。闲与田毓璠、王鸿翔、徐钟恂、顾震福、毛元徵、杨玉农等置酒吟诗商谜，以娱晚景。小川先生之孙汪继先著《河下园亭记补编》。

比玉楼

黄均宰是晚清杰出文人之一，人称侠骨仙才。身处乱世衰季，宁直而折、不靡而全，卓立中流，众醉独醒。不仅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无情地揭露河工腐败、漕运弊端、税关暴敛、盐商奢靡等社会黑暗，而且远具特识卓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第一个预见到世界大潮将裹胁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鸦片战争是划时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察觉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到1860之间，只有扬州（编者误，应为淮安）秀才黄均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绅士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黄均宰当时还著了一部《谈兵录》，但他毕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他无权也无力应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作为比周围文人更有真情、更有眼力、更有胸襟、更有血性的大家，他不求世俗荣华，而刻意让深邃思想在幽暗的孤寂中得到升华，以心灵智慧的火花穿透沉沉夜空去烛照茫茫四野，一生用七寸紫毫，为后世留下《比玉楼传奇四种》、《金壶七墨》、《比玉楼遗稿》等多部名著。

黄氏世代为淮安书香。黄均宰的父亲黄以煚诗中说：“余家城南傍溪水，溪云如流月如洗。”距万柳池边小停云馆不远。园中有倚月楼、听秋阁、茗香亭、自怡亭、晚学斋、棣华书屋、比玉楼等。其曾祖父黄泰交，为人澹定有特识，以名进士不仕而家居，生性独好月，夜常不寐，一茗一香一几一榻，徜徉于花荫竹石之间，濯影冰壶，游心琼宇，藉以荡涤尘俗，嘘吸清华，每至斗转星斜，玉轮西坠。尝言：世人欢娱境少、愁苦情多，而五浊依月而清，八垢得月而净，可以引精采，可以通神明。故好于月下遥思冥想，聆听月之清歌低吟。自题所居曰倚月楼。

黄均宰曾写了篇《琴园梦略》，描绘所居琴园：入门有土山戴石，杂植梅柳梧桂之属。迤逦而进，山之北，栋宇五楹，翼然南向者，天爵堂也。自堂而东，翼以曲廊，达于山麓。面山一小阁，额曰拜云。阁之东北，山石环叠，攀岩穿洞，见有竹篱茅舍隐现于林木之间者，曰香草庵。流水外抱，约略横之；兰芷芙蓉，罗列阶砌。过此而西，则杰构凌云，窗槛轩爽，所谓比玉楼也。楼之西南为水榭，广二三亩，中有种星亭，环亭皆白荷，荡桨可登。别有长桥曲折通于西北，佳境甚多……写得天花乱坠，其实，黄粱一梦而已，或者说是自己设计的造园蓝图。他府上比玉楼仅是一座“檐花穿雨静，窗竹引风疏”的小阁，取“君子比德于玉”之意。他曾自道：“视世事纷华靡丽之境，漠然无所顾恋，盖自少壮已然。”少年时，“乐来大笑悲来歌，清芬竟体蕙兰质”；青壮时，“俯瞰八极窥天池，中流击楫志匡济”；而一旦“华年水逝，豪情日暮”，他则向往“和神自与万物伍，真气独抱苍松姿”，曾打算“买屋青山，结树为邻，攀云作伴”（《和方小云》）。诗前自注云：“辛酉壬戌间，予有买屋射（阳）湖之志，拟择一幽胜之境，云烟变灭，水月空明，结茅数椽，莳花种竹，与渔樵为侣，不复知人间有兵燹事。乐何如之。小云作词见赠，意以为奢，且怵于风声鹤唳，恐无此武陵佳境。然魂梦所系，不能忘情也。”本来，他憧憬像“雪毛丹顶云间鹤”那样，“飞向蓬莱高处落”，但灾难深重的华夏大地正临瓜分豆剖之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些无不牵扯缠绕着他的魂魄，使他心灵激荡如潮汹涌：“眼枯见骨难为泪，心死成灰尚有魂。”甲午战争后，他痛心疾首，愤不欲生，神智出现异常。又见当时朝野，“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上，势欲往而形不前”（郭松焘语）。一旦和议既定，领土割去，赔款奉上，就以为天下太平了，或载言载笑、以嬉以游，或酣醉如故、沉睡如故。不久，便急“疯”了：每日黎明，以八十高龄登上比玉楼顶月台，凄厉地发出呐喊，沉痛苍凉宛如夜半楚歌，惨切悲壮尤似《国殇》、《招魂》：“国人呐，同胞啊！还长睡不醒么？中国眼看就要亡了啊！千万莫要以为广土可恃，罗马帝国全盛时，幅员也不让中华；一割再割，还经得住割几下？千万莫要以为人多可恃，印度亦有上亿人丁，只十数万英军就足以蹂躏其百年！千万莫要以为五千年文明可恃，埃及文明最早，希腊当年亦与我方驾齐驱，交相辉映于东西方，不均已亡国，至今还萎靡不振？国人呐，所恃只在人心，只在我同胞迸血洒泪，各尽吾天职……”（据乡先辈回忆，每日呼叫之词，有长有短，不尽相同，大意如此。曾有人将此事见诸上海报端，惜未及查阅），后因雪天阶滑，不慎从露台上摔下来，中风不语数日，含恨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