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胡小伟

中国白话小说原出于佛教讲经。唐代佛教与俗讲之关系问题，前贤多有发明，如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向逹《唐代俗讲考》、孙楷弟《唐代俗讲轨仪与其本之体裁》、傅芸子《俗讲新考》、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等等，已辑入周绍良、白化文先生编辑之《敦煌变文论文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内。所论俨若专家古生物鍳定，以化石之静态居于何种地质层，指陈斑斑，历数演进痕迹，嬗变源流，判断分明，遂成定谳。

本文则稍异其趣。窃以为佛教由讲经向俗讲的流变，非特西来佛学传播方式本身特点，亦与中土儒、道影响，尤其是三教竞争之动态大环境攸关，似有未经道出者。谨拈出「三教论衡」一题，略陈鄙见，弄斧班门，以为谈助云尔。

一，「三教论衡」轨仪

论者每引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讨论俗讲的规模状况，如：

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右街三处，会昌寺令由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

此中屡次出现「三教讲论」一语，颇耐寻味。我以为，这是佛教徒参与过当时最高哲学宗教活动「三教论衡」的一种资格，也证明俗讲往往是由「三教论衡」的讲论者充任的。

《白居易集》卷六十八有《三教论衡》一文（亦载《全唐文》卷六七），记叙了作者参与的一次这样活动的大略。其首云：

大和元年（827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

第一座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１)

由「第一座」推测，其时不止白氏等人，而其「赐紫」「引驾」等名衔，亦正与圆仁描述相同。白文《序》云：

中大夫、守秘书监、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白居易言：谈论之先，赞扬演说，以启谈端。伏料圣心，饱知此义；伏计圣听，饫闻此谈；臣故略而不言；唯序庆诞，赞休明而已。

「谈论之先」数语，似援成例。「饱知」「饫闻」之说，足见仪式。以下应是「赞扬」颂圣的套语：

圣唐御区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叶。大和初岁，良月上旬；天人合应之期，元圣庆诞之日。虽古者有祥虹流月，瑞电绕枢；彼皆琐微，不足引谕。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万姓，恭勤以修己，慈恭以养人；戎夏乂安，朝野无事；特降明诏，式会嘉辰。开达四聪，阐扬三教。

以下应是白氏与佛学代表对应之词：

儒臣居易，学浅才微，谬列禁筵，猥登讲座，天颜咫尺，陨越于前。窃以释门义林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灵山领岫，苦海津梁，于大众中，能师子吼，所谓彼上人者，难为酬对。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

白氏与佛教代表的论衡过程依次分为「僧问」、「对」、「难」，「对」，然后又以「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为过渡，开始第二阶段儒家之「问僧」，依次也有「问」「难」过程。第三阶段开始后又有《问道士》一节，

称：儒典、佛经讨论既毕，请回馀论，移问道门。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净之风。儒素缁黄，鼎足列座，若不讲论玄义，将何启迪皇情？道门杨弘元法师，道心精微，真学奥秘，为列仙上首，与儒争衡。居易窃览道经，粗知玄理，欲有所问，冀垂发蒙。

依次「问」、「难」，而道士发问，亦经过同样过程。仪规结束时，似例有《退》，其云：

臣伏准三殿谈论，承前旧例，朝臣因对敡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业。臣素无志业，又乏才能，恐烦圣聪，不敢自叙。谨退。

白氏所谓「承前旧例」，应是循前朝所遗轨议。按白以进士明经，但其诗风向以通俗，且精通三教着称于史。(２)早年谪贬江州，就冩出了「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忘机，同归无异路。」（《睡坐晏起》）并自注曰：「道书云『无何有乡』，禅经云『不用处』。二者殊名同归。」晚年冩《三适》诗时，又有「禅那不动处，混沌未凿时」之句。辞官归乡后，在《遇物感兴因示子弟》诗的结尾中，又说「上尊周、孔训，旁鍳老、庄言。不唯鞭其后，亦要轭其先。」后两句是用《庄子·逹生篇》之典，但是他仍然承认自己思想是以儒教为主导的。后世公认白氏深得三教圆融之旨，而且对宋明士大夫的思维及生活方式颇有影响，此是后话不提。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贞元十二年（796年）四月「庚辰，上降诞日，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三教，上大悦。」一般认为此为中唐以帝诞日开三教讲论为常例之始。《册府元龟·诞圣》曾记叙三教论衡情况云：「数十人迭升讲座论三教。初若矛戟森然相向，后类江河同归于海。」《南部新书》则曰：「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白居易《三教论衡·对僧》中所云「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恰好可以为此作注。

但中晚唐的三教论衡，往往已流为形式甚至谐谑。陈寅恪氏明确指出：

「《白氏长庆集》伍玖有『三教论衡』一篇，其文乃预设问难对答之言，颇如戏词曲本之比。又其所解释之语，大抵敷衍『格义』之说，篇末自谓『三教谈论，承前旧例。』然则此文不过当时一种应制之公式文字耳。故不足以推见乐天之思想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

案《玉海》卷一百六十五言：

「金銮西南曰长安殿，长安殿北曰仙居殿，仙居殿西北曰麟德殿，此殿三面，故以三殿名。东南、西南有阁，东、西有楼。内宴多于此。」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

贞元四年（788年）……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上赋诗一章，群臣属和。

同上卷十五《宪宗纪》下：

元和十三年（818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群臣，大合乐。凡三日而罢，颁赐有差。……元和十四年八月丁亥，宴田弘正与大将、判官二百人于麟德殿，赐物有差。」

阎文儒《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初版）说：

初唐时即有于麟德殿集宴事。中唐以来，德宗、宪宗时代，规模渐渐宏大，宴飨群臣多设于麟德殿内，因而此殿之建筑非同一般。近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发掘队，在西安掘出麟德殿遗址……台基之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一三○·四一米，东西宽七七·五五米。台基上下两层重台。」(３)

由此可知，这所宫殿建筑的平面面积已经将近一万平米，说明白氏参与「三教论衡」之麟德殿的通常用途，本来就是宫廷饮宴游乐的场所。唯其了解其规模之大，才会明白发生在此后的场面有多么壮观：

「彻内外兼学，辞笔特高，唱予和汝，同气相求。寻充左右街应制，每属诞辰，升麟德殿法座讲谈，勅赐紫袈裟。懿宗皇帝留心释氏，颇异前朝。遇八斋日必内中饭僧数盈万计。帝因法集，躬为赞呗，彻则升台朗咏……以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内讲论，尔日彻述皇猷，辞辩浏亮，帝深称许。而又恢张佛理，旁慑黄冠，可谓折冲异论者，当时号为『法将』。帝悦，勅赐号曰『净光法师』。」（《宋高僧传·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

经歴过武宗「灭佛」的极端措施之后，懿宗不但再迎佛骨，而且躬亲为高僧大德充任赞呗，可谓诚矣。但同时又乐见宫廷俳优彼此嘲戏。其诞日「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行同游艺：

「咸通（860－873年）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得言讽喻，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褒衣博带，摄齐以升高座，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伽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若非妇人，何待「夫坐」而后「儿坐」耶？』上为之启齿。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闻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向非妇人，「待嫁（伟按：嫁亦音古）」奚为？』上意极欢，赐予颇厚。」（高彦休《唐阙史》）

参以《通鍳·唐纪·敬宗纪》「宝历二年六月乙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讲」等事（详下文），可知唐末诸帝于「三教衡量」早存「醉翁之意」，其地位价值每况愈下，而讲经唱导及俗讲之趋俗媚世，乃不得不然耳。

史载，后梁朱温开平元年（907年）索性「罢释道二教诞日御前辩论」，但后唐明宗在天成元年（926年）还过了一把瘾，「诞日命僧録云辩与道士入内殿谈论」，算是絶响。

二，「三教论衡」渊源

陈寅恪云：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４)

据载，晋惠帝时，即有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附会襄楷上汉恒帝书中「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造《老子化胡经》以起衅端。在北魏拓跋氏汉化过程之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如《通鍳》卷一三三所载：泰始七年（471年）谓魏献文帝好黄老浮屠，「每引朝士沙门，共谈玄理。」可知「三教论衡」或曰「三教讲论」是西晋一直延续到隋唐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冲突和磨合的痛苦过程。

这种讲论时而平和，如元魏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谟最对论「佛与老子同时不？」（参《广弘明集》卷第一《元魏孝明帝召佛道门人论》）时而热闹，如北齐时道士陆修静率徒与上统、昙显斗法，足为《西游记》类似故事张本(５)（参《广弘明集》卷第四高祖文宣皇帝《废李老道法诏》）。有的时期或地区主要表现为磨合，如《周书·儒林·沉重传》：「天和（566－572年）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林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周书·韦夐传》：「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夐辨其优劣。夐以『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殆无等级。』乃着《三教序》奏之，帝览而称善。」又如《陈书·马枢传》：「梁邵陵王纶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有的时期或地区则主要演化为冲突。如《周书》卷五《武帝纪》：天和三年（568年）「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天和四年（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元年（572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二年（573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从儒家正统看来，自两汉「独尊儒术」而两宋之理学昌明，恰好是一轮「正反合」。汉末魏晋尚「通脱」，以「名教」「自然」为玄言之旨，而道家兴。佛教作为体大思精之外来思想文化，乘文士竞尚玄理之虚，挟「五胡」入主中原之势，对中土的冲击亦可谓大焉哉。而且佛教东渐，练就一套包围摇动人君以自固之术，于是由上而下，由北而南，渐次浸被。道士乃融集本土原始之宗教信仰，摹仿佛教之体系组织，参以老庄玄旨及阴阳五行之术，合为道教，后亦以撼动人主视听为其宗旨，因此相当一段时期内，忽而崇老，忽而崇释，忽而佞佛毁道，忽而佞道灭佛。而儒学之士本「修齐治平」入世之术，为国君之股肱，日思振作。相当一个时期内正如钱钟书先生所云：

「三家势成鼎足，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基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６)

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中晚唐，中国除战乱频仍外，思想文化之冲突与磨合也十分剧烈。三教之说，由兹而生。梁释僧佑辑《弘明集》，唐释道宣辑《广弘明集》（道宣还辑有《佛道论衡》甲乙下四卷，存日本《大正藏经》卷五二），记録了自两晋到初唐三教冲突之始末根由。此为歴史文化之常识者，无庸赘言。

「论衡」一事，原起于东汉儒学今古文经学之争。如众周知，由于今文经学有「通人恶烦」之弊，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亲临白虎观、大会今文经学群儒，讲议五经异同。「省章句」，「正经义」，勅为《白虎通义》一书。而王充从古文经学

佛学西来，其在始初曾依附于玄学，身价百倍后，宗派间亦经论辩，前如东晋时支愍度弟子道恒与竺法汰弟子昙壹、慧远等「大集名僧」论「心无义」说，「据经引理，析驳纷绻，「就席攻难数番，问责锋起」（元康《肇论疏》上）。后如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承诏两街临坛大德一十四人齐至安国寺，定夺《四分律》新旧两疏是非。「盖以二宗俱盛，两壮必争，被擒翻利于渔人，互击定伤于师足。既频言竞，多逹帝聪，有勅令将二本《律疏》定行一家者」（《宋高僧传·唐京师西明寺圆照传》）然。

三教论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天文地理歴史，语言音韵习俗，等等，而其核心问题也曾几度转移，由宋末道士顾欢《夷夏论》「舍华效夷，义将安在？」而老子化胡，而沙门不敬王者，及忠孝之说等，虽于后人眼中，不免于琐细繁杂之讥，实则表现了佛学中国化的艰难过程。其中北齐范缜着《神灭论》，竟陵王萧子良集众僧与之辩，缜亦曾「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兼攻释道两氏，因涉及问题颇广，姑置毋论。

三，「三教论衡」与宣传

这种御座前的诘难辩论，近则关乎一身之荣辱，远则关乎一教之盛衰，所以常常十分激烈，或「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陈书·马枢传》），或「雄论奋发，河倾海注」（《宋高僧传》卷第五《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忽而「妙辩云飞，益思泉涌，加以直词正色，不惮威严，赴火蹈汤，无所屈挠」（《宋高僧传》卷第十七《唐京兆魏国寺惠立传》），忽而「宾主酬答，剖析稽疑，文出于智府，义在于心外，如斯答对，坚阵难摧。赤幡曳而魔党降，天鼓鸣而修罗退」（《宋高僧传》卷第十七《唐京兆大兴善寺复礼传》）。严重时「辞河下倾，辩海横注，凡数千言。闻者为之股栗」（同上《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当涉及佛法兴废的关键时刻，佛徒甚至不惜以地狱威胁帝王，如北周武帝时数事（参《广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十一》、《续高僧传·护法篇·隋益州孝爱寺释智炫传》等）然。慧远法师甚至敢于向皇帝老倌叫板，「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然，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于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果狱诸苦。』」（《广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诏事十一》）唯记叙多出释门，未必得其全概，是一憾焉。

唐初承袭此风，犹时有讲论，如《旧唐书》卷一八九上《陆德明传》：

陆德明，苏州吴人也。初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陈太建（569－580年）中，太子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参焉。国子祭酒徐克开讲，恃贵纵辨，众莫敢当，德明独与抗对，合朝赏叹。……（唐）高祖（618－626年）亲临释奠，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高祖善之。」（《新唐书》卷一九八《陆德明传》云：「帝大喜曰：『三人者诚辩，然德明一举辄弊，可谓贤矣！』」）

又如《旧唐书》卷一八九上《贾公彦传》：

时有赵州李玄植，又受《三礼》于公彦，撰《三礼音义》行于代。玄植兼习《春秋左氏传》于王德韶，受《毛诗》于齐威，博涉《汉史》及老、庄诸子之说。」「高宗时，屡被召见，与道士、沙门在御前讲说经义。玄植论甚美，申规讽，帝深礼之。」

不仅宫廷，地方官吏也时有组织辩难。如《续高僧传·慧净传》：

「始平令杨宏令道士开道经，有道士于永通颇挟时誉，令怀所重。立义曰；『有物混成，先天地主。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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